还原华为反IDC垄断案胜诉背后的反思-国土报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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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首例针对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调查，表明华为有能力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商业利益。韩良，弗里斯菲尔德·布尔奇科豪斯·德林杰律师事务所反垄断、竞争和贸易合伙人。，曾在中国商务部工作。韩良指出:“华为诉idc案是反垄断与知识产权、竞争与创新交叉的案件，在欧美国家确实是一个有争议的领域。”

由于本案公开披露的内容很少，为了尽可能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十一财经人”查阅了一些原始资料，独家采访了代表华为向NDRC提起idc反垄断调查投诉的天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黄伟。黄伟透露:“自国家发改委反垄断局介入以来，idc在与华为的谈判中不断降低姿态。”最终，idc向NDRC提出终止调查的申请，并做出了一系列承诺，从而结束了此案。

还原华为反IDC垄断案胜诉背后的反思

idc做出的承诺包括取消从国内企业收取的专利使用费，这比苹果、三星和诺基亚等手机公司高出几十倍，以及完全撤销美国对华为和中兴的337项调查。NDRC还表示，它已决定暂停调查，并积极监督idc。

从NDRC 2013年6月立案到2014年2月终止调查，短短半年时间里发生了什么，让华为在与idc就标准基本专利费用的纠纷中不断增加其获奖芯片？首先，让我们理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事件的来龙去脉

Idc是美国的一家技术公司，通过R&D投资拥有无线通信领域的一些标准基本专利(包括2g、3g、4g和ieee 802系列标准)，是标准普尔中型企业400指数之一。Idc向40家无线通信设备企业授予了标准基本专利，其中包括苹果、三星和宏达电等主要手机品牌。根据其年度报告，该公司的收入主要来自专利许可协议的版税。

自2009年以来，idc一直向华为索要版税，并在此之前和之后发布了四份专利许可。虽然几个报价的内容有所不同，但基本可以概括如下:在无线通信终端设备方面，2009年至2016年一次性支付专利许可费总额5.31亿美元；或者按销量付费，2g占销量的1%，3g占销量的1.85%，4g占销量的2%-2.5%。在无线通信基础设施设备方面，2009年至2016年一次性支付5.23亿美元；或按销售额支付，涉及2g/3g/4g的技术为2%。

还原华为反IDC垄断案胜诉背后的反思

华为认为这是“霸王条款”，并拒绝接受。华为将国际数据公司给出的报价与苹果、三星和其他公司给出的报价进行了比较。根据idc年度报告披露的内容，2007年9月，idc与苹果公司签署了全球3g专利许可协议，自2007年6月起，许可期限为7年，总金额为5600万美元。2009年，idc和三星签署了2g和3g专利的全球许可协议，为期四年的许可期总计4亿美元。也就是说，根据一次性支付的专利许可费，idc向华为报价10.54亿美元的专利许可费，是苹果的19倍，是三星的2倍多。

还原华为反IDC垄断案胜诉背后的反思

双方的许多谈判都失败了，idc从未从华为那里得到一分钱。

2011年7月26日，idc向特拉华州法院起诉华为，称华为侵犯了其在美国享有的七项专利。同一天，idc还向国际贸易委员会(简称itc)起诉华为，并将诺基亚和中兴列为被告，要求itc对华为及其他相关产品展开337项调查。2011年8月31日，itc正式启动调查。

面对idc在美国的攻击，华为非常紧张。当时，华为已经与美国通信运营商签订了手机定制合同，并准备陆续向美国市场发货。如果337调查结果确定华为侵权，itc将对华为出口到美国的侵权产品发出禁止令，这意味着华为的手机不能出口到美国市场。

华为肯定会反击，并将向华为总部所在地深圳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1年12月6日，华为起诉idc滥用其市场主导地位，为其专利许可设定不公平的高价格，并为具有类似条件的交易对手设定歧视性交易条件。

2013年2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支持华为的主张，判处idc停止垄断民事侵权行为，并赔偿华为2000万元的经济损失。Idc拒绝接受，并向广东省高级法院提起上诉。后者于2013年10月做出终审判决，基本维持一审判决。

此时，华为仍不敢懈怠，担心美国市场将被封锁。代表华为对idc反垄断调查向NDRC提起诉讼的天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黄伟向《十一财经人》表示:“在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做出裁决后，idc一点都不害怕，不愿意执行或与华为和解，其态度非常强硬，而美国的337案件正在审理中。即使337案件胜诉，idc也可以继续利用337处理其他专利侵权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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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华为向国家发改委报告称，idc滥用其市场主导地位，向华为和其他通信设备制造商收取歧视性的高额专利许可费。

转折点已经到来。2013年6月28日，美国贸易委员会首席法官对无线3g设备337的调查做出初步裁定，裁定idc起诉的七项专利中有一项无效，其余六项未被被告华为公司侵犯。

在国内方面，在NDRC干预后，idc开始采取主动，与华为的谈判条件不断降低，而华为则在追求胜利。最终结果是，idc不仅取消了前几年没有发生的专利费用，还完全撤回了美国针对华为的337调查。2014年1月2日，双方共同向itc提出终止调查的动议，称已达成保密调解协议。

垄断的意义:打破外商投资的技术壁垒

通过梳理华为诉id专利费用纠纷的背景，我们可以发现，华为成功运用了国家发改委的法律武器和反垄断执法机构，有效阻挡了跨国公司的攻击。有人评论说，这是“华为搭建舞台，国家发改委唱戏”，意思是中国本土企业借助政府之手，打击外资形成的技术壁垒。

德惠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曾在国际贸易中心总法律顾问办公室工作。佩里在对“金融十一人”案进行分析时表示，“应该指出，标准本质专利不是垄断的产物。在美国，我还没有看到一个涉及标准基本专利侵权的337案件能够导致反垄断调查。”

事实上，无论是三星在美国联邦地方法院对苹果侵犯国际贸易中心标准基本专利的诉讼，还是摩托罗拉在美国联邦地方法院对微软的民事诉讼，都没有导致美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出现——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局或联邦贸易委员会。

佩里对此表示担忧:“中国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鼓励地方自主创新，并强烈希望帮助地方企业摆脱外国专利技术在技术产品供应链中的制约。”

反垄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有赖于技术创新

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我们如何分析华为诉国际数据中心的纠纷？

首先，华为指责idc歧视性定价，那么人们为什么给你昂贵的价格呢？苹果和三星是世界上智能手机(尤其是高端手机)领域最大的两家公司，它们在这个行业中拥有最大的影响力和发言权。Idc的3g专利技术只有转化为商品才能实现其经济效益，因此其对苹果和三星的依赖不言而喻。

此外，苹果和三星已经掌握了大量的标准基本专利，可以与idc形成相互制约和竞争的关系。可以说，除了华为，包括联想、小米和tcl在内的中国手机制造商普遍面临知识产权纠纷的战略风险。华为和其他公司需要极大地积累内部实力，否则，他们只能在政府的假手下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

其次，在技术产品行业，最后的战斗是专利和标准制定。中国的通信企业应积极参与无线通信国际标准的制定，并将自己的发明纳入这些标准，使其成为标准的必要专利。标准是一种聚集智慧的规范。如果你不为标准的制定做出贡献，你就必须花钱运用这种智慧，也就是说，你必须向标准的基本专利权人支付版税。本案中的Idc公司多年来参与了各种无线通信国际标准的制定，并将其专利权纳入了无线通信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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