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中国应向创业小国爱尔兰学什么?-国土报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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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恩·基德兰德是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他的研究模型“经济政策的兼容性和经济周期背后的驱动力”与“黄金搭档”爱德华·c·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制定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宝典。他目前是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经济学教授，也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经济学兼职教授。

6月底，在大连举行的2014海归创业领袖峰会上，基德兰德教授发表了题为“当今政策环境下的创新与资本形成”的主旨演讲，会后他接受了创业国家记者的独家采访。

基德兰德教授说，不确定的政策对整个经济有很大影响，好的宏观政策应该保持时间一致性。他以中国、阿根廷、爱尔兰和哈萨克斯坦为例，深刻解读了各国的经济发展，并呼吁政府牢记，它不应只注重短期效果，而不应解决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他认为，政策制定应该具有前瞻性，并保持长期一致性。

以下是这次演讲的记录:

我认为不确定的国家政策将对整个经济产生巨大影响，最好的宏观政策应该是长期一致的。以中国为例，中国已经结束了gdp快速增长的时代，正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的转折点。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放缓，转型的最大门槛是银行市场资源配置不科学。

众所周知，虽然中国的市场经济正在逐步完善，但民营银行的比例仍然过低，四大国有银行仍然主导着银行业。他们更有可能赢得信贷，而且往往可以在没有创新的情况下实现增长，而创新不足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中国要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必须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加强金融银行业的开放，鼓励有竞争力的民营银行发展，为中小企业创造效益。

诺奖得主：中国应向创业小国爱尔兰学什么?

在我看来，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动力是创新和技术变革。真正的创新和创业来自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民营经济，这些创意企业带动了经济发展；技术变革要求政府采取一致的政策，鼓励新的人力和物力资本投资于需求强劲的领域。

在我所研究的理论模型中，技术创新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就业和投资，总供给曲线将相应上移，而宏观经济波动依赖于供给方，经济周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表现出基本经济趋势的波动。创新的商业模式可以为市场提供新产品和服务，因此有必要对商业模式进行重构。

我认为中国可以在经济政策的一致性上做得更好，不确定的政策将对整个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在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道路上，政策的制定要更加注重前瞻性，要在较长时期的基础上把握。

爱尔兰和阿根廷是我和我的导师普雷斯科特深入研究的两个国家。这是时间一致性政策的两个积极和消极的例子。

阿根廷是一个负面案例。二战前，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拥有丰富的非常规能源储备。直到20世纪90年代，阿根廷的国内生产总值严重下降；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政策环境不佳，阿根廷陷入了“失去的十年”。我们将实际数据与模型预测的数据进行比较，结果令人惊讶。

为什么？我认为阿根廷的政策不合时宜。阿根廷之前面临恶性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存款冻结等问题，政府的承诺无法兑现，投资者对政府失去信任，选择了退出。资本流入的持续下降不仅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急剧下降，而且对整个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也就是说，一旦投资者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他们很难在一夜之间重建信心。因此，我经常说穷国的增长潜力是无限的。一旦政府政策具有前瞻性并保持长期一致性，它们的经济增长将具有无限的想象力，不仅是1%，2%，而是1000倍和2000倍。

让我们看看爱尔兰的正面案例。它曾经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现在被称为“欧洲硅谷”。为什么？这可以追溯到1990年，当时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爱尔兰的人均gdp徘徊在底部。20世纪90年代中期，爱尔兰实现了经济增长。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爱尔兰的经济超过了丹麦、德国、法国和英国。

我认为这一成就归功于爱尔兰政府实施的低税率政策。爱尔兰的公司税率低于欧洲的平均水平。这项政策的长期一致性和确定性使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增加了一倍，在短短20年内，爱尔兰已成为国内外公司青睐的投资天堂。

当然，政府的低税率政策只是改善经济和吸引外资的部分原因。更重要的是，爱尔兰劳动力的素质有了很大提高。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政府开始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到20世纪90年代，爱尔兰劳动力的素质已经比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其他国家高出40-50%。与此同时，由外国投资者资助的大量新工厂和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数千名雇员也被雇用为他们的欧洲市场服务，这些雇员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和网络。

诺奖得主：中国应向创业小国爱尔兰学什么?

不幸的是，这种由外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转变为债务驱动的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各大银行都面临破产的威胁。当时，爱尔兰政府在基德兰德教授看来做出了一个糟糕的决定，即动用纳税人的钱提供紧急财政援助，并实施严格的紧缩政策。然而，爱尔兰经济正从政府的决定性政策中缓慢复苏。

今天，我还想谈谈亚洲的两个新兴经济体——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我将集中讨论前者。我曾四次访问哈萨克斯坦，亲眼目睹了哈萨克斯坦经济的飞跃。目前，哈萨克斯坦面临着与中国相似的瓶颈，即如何继续保持高增长势头。

近年来，哈萨克斯坦政府意识到高端技术工人短缺是一个大问题，因此开始实施扩大高等教育和创新教育的政策。包括为优秀人才提供公费留学英国的机会，这不仅提高了他们的专业水平，也加强了英语语言技能的培训，但只规定他们回国后应在政府部门工作。在我看来，这项政策是及时的，是一个非常明智的解决办法。

哈萨克斯坦是一个与前苏联分离的国家，拥有丰富的矿物燃料储备和取之不尽的矿物和金属。2002年，他是前苏联解体后第一个获得投资级信用评级的国家。2007年底，全球金融市场冻结，哈萨克斯坦银行资本流入出现问题，引发了信贷危机。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的连续下跌加剧了经济危机，使其陷入经济衰退。

然而，沉重的经济损失也使哈萨克斯坦政府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发展不能过于依赖石油和矿业。政府立即开始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多元化项目，重点是交通、医药、电信、石化、食品加工等领域，并保持政策的长期稳定性和一致性。正因为如此，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发展状况良好，今天的“成绩单”是可以拿到的。

与芬恩·基德兰德的“企业家”对话

企业家精神:你认为决策者如何确保长期政策的一致性？

基德兰德:我们鼓励时间一致性政策。在这方面，货币政策似乎比财政政策更有效。在货币政策方面，政府不受央行压力的影响。试图孤立央行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它可以确保央行的独立性。

在一些国家，中央银行隶属于政府。如果央行行长不听从决策者的要求，他将被替换。因此，在许多国家，央行行长的更换时间是一年甚至更短。例如，在阿根廷，央行行长一年换五次，之前换过几次。

创业型国家:你在演讲中提到，一旦政府的承诺不能兑现，投资者就会失去对政府的信任，重建信心非常困难。你认为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教训？

基德兰德:很多时候，政策制定者，即使是一个仁慈的当权者，也会因为各种利益冲突而偏离原来的政策轨道。这种动态的政策和不确定的环境将影响投资者和普通民众的信心。在动态经济学中，政府的长期规划将影响人们今天的投资和各种经济行为。

对投资者来说，虽然政府已实施了一系列鼓励政策，以增加外资流入，但他会担心，如果政府未能履行承诺，在明年、五年及十年后，像以前一样增加资本税、薪俸税等，我应该怎么办？

因此，时间不一致和不确定性的政策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为了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政府必须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使投资者和普通民众始终对政策有信心，尽量减少或避免不确定的政策，并在制定政策时具有前瞻性，以确保政策的长期一致性。

创业国家:你在演讲中提到了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发展。我对他们的企业家精神很感兴趣，我想让你简单介绍一下？

基德兰德:我已经被邀请四次参加在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经济论坛，每次我都会感受到新的变化。目前，哈萨克斯坦的创业氛围相对浓厚，定期举行大规模的创新和创业竞赛，以发掘潜在的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经常聚集在咖啡馆讨论最新的行业趋势和市场趋势。他们不怕冒险，敢于尝试。即使他们跌倒，他们也能站起来继续前进。他们通常从顶尖大学毕业，并有导师和合作伙伴为他们提供建议。他们以雄心勃勃和年轻的头脑走上了创业之路。这种环境与政府鼓励创新教育的政策密切相关。

创业型国家:爱尔兰被称为“欧洲硅谷”。在《福布斯》杂志的“2013年全球最佳经商国家”排行榜上，爱尔兰名列第一。今年，投资银行oracle capital group公布了“2014年全球最佳创业国家”名单。爱尔兰排名世界第七，欧洲第一。你如何解读爱尔兰的创业密码？

基德兰德:事实上，作为一个只有450万人口的欧洲小国，爱尔兰为什么能够在创新和创业方面崛起值得深思。我们可以看到，爱尔兰受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而这场危机是由银行的紧急援助支撑的。银行正努力从过度代表的房地产市场中复苏。爱尔兰经济确实受到紧缩政策的影响，但政府大力支持创业，希望更多的初创企业能够在某个专业领域迅速成长，促进国内就业，刺激出口增长，进而推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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