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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全国工商联江苏分会副会长朱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制定商会法的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也提出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协会商会法》的议案。议案亦提及各种社会组织，包括商会和商会，发展迅速，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力量。
朱认为，商会是市场经济的三大基石之一，在反映需求、维护权益、规范行为、提供服务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该法案首次明确统计了商会的数量。目前，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有10，700多个经济商会。
如此大规模的商会已经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政府仍然长期控制着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如何与政府打交道，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是一个重大问题。集中资源和集体谈判是一个现实的选择，这是商会最重要的使命，也是其受欢迎的关键。
举办一个团体来增强为钱说话的权利
著名房地产开发商冯仑说:商会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与农村建立友谊，第二件事是赚钱，第三件事是与政治和商业交流。
在这三个环节中，商会可以从加入企业家的角度发挥非常独特的作用。商会是一根通过乡村友谊合成的筷子，比任何筷子都要结实。为了钱而组织一个团体或者组织一个团体去战斗要强大得多。组织一个团体与政界和商界交流，可以大大提高演讲的基调。
浙江温州是中国商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最近，有记者从温州的一个商会了解到这样一个例子。
中国鞋是温州第一张全国黄金名片，但这张名片几乎被别人遗忘了。
温州提出建设中国鞋都的目标后不久，福建泉州晋江被一家国内机构授予中国鞋都称号。没有人想到会发生这种情况，两地的激烈竞争给温州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为此，温州鞋革行业协会专程到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中国皮革工业协会，对温州鞋革的规模、数量、档次、质量和品牌进行了全面的陈述。随后，受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的委托，中国皮革协会组织了一个全国行业专家组来温州进行评审，一致认可温州为中国名副其实的鞋都。最后，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中国皮革工业协会正式将温州命名为中国鞋都，这影响了数千家当地企业。
这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是事实。
2002年6月28日，欧盟决定对中国出口欧盟的打火机发起反倾销调查。当打火机制造商听到这个消息时，他们突然傻了眼。毕竟，他们从未经历过，对反倾销一无所知。两年后的2004年7月14日，企业家们坐在一起。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我想战斗，但我觉得我太小了，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就这样，我傻呆了七八天。后来，相关专家说你为什么没有准备好。应诉有一个期限，就是十天。听了这话，每个人都更加火了。但是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经过讨论，大家都觉得只有协会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许多企业以温州烟草业协会的名义邀请专家和律师，协会会长、胡大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大虎率先捐款10万元。每个人总共捐赠了100万元来筹集诉讼的第一笔启动资金。该协会选择了一名费用最高的外国律师。2003年7月25日，温州打火机应对欧盟反倾销案自动结案，以温州卷烟工业协会为代表的打火机企业胜诉。
那时，我们只知道打赢这场官司的感觉很好。后来，我们通过媒体了解到，这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应对欧盟反倾销诉讼的第一次胜利！周大虎说。
因此，现在有一句关于温州商会的话:当很多人见到温州领导和商会会长时，他们会先和会长握手，而不是和市领导握手。
中坤集团董事长、北京宁夏企业商会会长黄努波表示，企业家商会在中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在大转型时代，企业可以携手并进，走得更快、更稳，这对每个企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在集体通关的时候，一个人走路很麻烦，登山也一样。当我们到达最危险的地方时，我们都必须组成一个小组。我们必须用绳子把我们的身体绑在一起，然后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如果我们必须一个一个通过，死亡的概率会很低，因为如果一个人滑倒，其他人就不能滑倒。
合伙投资影响地方政府决策
商会允许企业成立团体后，它不仅成为一个普通的外国组织，而且成为一个互助组织。企业总是受到资金的困扰，尤其是在资金严重短缺的时候。为了解决资金的流动性问题，商会成员互相担保对方的贷款，互相担保对方的贷款，这样他们一笔接一笔地陷入贷款的情况并不少见。
就整个社会而言，商会还可以将企业联合起来，形成一个不可忽视的投资平台，从而影响一些急于吸引投资的地方政府的决策。
2014年1月11日，浙江省副省长熊建平、原山东省副省长谢玉堂在山东浙商总部基地揭牌仪式上为基地揭幕，该基地由山东省浙江商会会长张鹏飞投资60亿元兴建。政府高官和张鹏飞之间的互动实际上显示了商会的力量。
商会在团体投资上花费了数百亿美元。例如，投资100亿元的青岛国际贸易展览中心、投资20亿元的山东禹城国际贸易港、投资15亿元的滕州伦达国际贸易城，都是在山东省浙江商会等地举办的投资洽谈会上敲定的。
在这种情况下，商会自然会与一些地方政府的行政人员频繁交流，商会的会长和秘书长也成了地方政府的客人。当商会访问当地时，它可以直接会见秘书和市长，并受到高度礼遇。许多县市甚至派投资促进专员到当地商会提供个人服务。
在吸引投资的过程中，政府通常会主动联系商会，并通过商会传播投资项目。例如，3月3日，新疆河北商会网站上发布了一条信息，名为《2014年和田地区投资项目目录》，内容涉及数十个投资项目，包括投资项目介绍和大概投资额，以及当地政府项目负责人的联系电话。该信息由政府相关部门通过商会平台向商会成员企业展示。
不久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召开了2014年投资促进大会。自治区副主席史大刚、自治区党委书记、招商引资局局长郑强、新疆江西省企业联合会(商会)会长桂宏等省市企业商会在新疆举行了以招商引资为主题的座谈会。会上，不仅新疆，全国各省市都组织了有商会参加的招商活动。
北京永嘉商会执行会长、浙商永嘉(北京)国际投资公司董事长叶继潘告诉《企业观察报》记者，在他的商会里，地方政府经常上门邀请商会参与当地的招商活动。去年，应黑龙江省部分市政府邀请，商会组织会员企业考察并签署了一批投资项目，会员投资超过10亿元。在此过程中，当地政府提供了各种优惠措施。
叶继潘说，目前，我们商会的会员企业有三分之一在外地投资，很多都是通过商会组织来考察和签署投资项目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商会会长也告诉记者，在参与一个西部省市组织的招商活动过程中，为了吸引企业到当地投资并当场签订合同，该市市长就在招商现场。责成有关部门做好专项工作，要求在项目签约后一个月内落实税收、土地等优惠措施，让企业在当地落户，甚至当场协调几家当地银行，看他们能否为项目落地提供高达6亿元的资金支持，以吸引企业。
令总统印象深刻的另一件事是，招商会后不久，一位主管经济的副市长专门召开了一次现场工作会议，就投资项目的需求进行了协商，一下子解决了上述6亿元信贷资金支持的问题，同时税收和土地等支持也同时到位。
商会会长告诉记者，当时一些银行说他们能提供的信贷支持有限，但他们在发言结束前被领导拦住了，说吸引投资是全市的一项重要任务，谁要是拖延，谁就下台。最终，我们总能得到我们想要的。
年底，商会会长作为常务委员会成员进入当地CPPCC。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商会组织的重要活动之一是组织会员企业参与吸引全国各省市的投资。通常，这种投资促进活动包括地方政府直接找商会的领导人谈判，但不与具体的企业联系。企业的分散状态对政府没有影响，政府需要依靠商会的领导平台，因为没有直接吸引企业投资的渠道。在这个过程中，商会的领导者可以通过为政府和企业搭建一个平台来发挥他们的影响力。
为企业利益进行游说
商会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许多地方，政府对它的认可程度是惊人的。作为协调政府与企业关系的独立力量，商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由于商会可以影响一些地方政府的决策和主要经济活动，它们游说政府和与政府建立公共关系的能力自然是惊人的。
游说是商会的主要职能之一。中国欧盟商会主席大卫·库兹诺(Davide cucino)直接将该商会定义为一个游说组织。商会在中国有6900家会员公司。达维德·库奇诺说:自从商会成立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开始了游说活动。商会游说的主要对象是中国政府的相关部门。
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知情人士陈涛表示，一些国际商会有很强的公关活动，甚至与中国政府高层官员建立直接联系，或者通过各国大使馆向副总理甚至更高级别的官员提交某个问题，包括与东道国的经贸关系、一些产业政策，甚至涉及经济和法律部分。商会将在促进或参与这些政策的出台之前和之后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中国政府对某些市场准入的开放促进了这些外国商会领导人的游说活动，他们的影响正在扩大。中国商会领导人的影响力不如外国商会领导人大，但它正在逐渐影响中国的政治、法律、经济、民生等领域。
一位商会秘书长告诉《企业观察报》记者，他所在的食品行业的食品安全问题日益严重。在人民的压力下，有关部门曾经修订了一个行业标准，并发布了征求意见稿。为了能够添加对企业有利的影响行业标准的内容，商会主席利用了在某个部担任高级官员的村民之间的关系。后来，行业标准出台，基本上对企业有利。和商会主席，他的企业是这个食品细分市场的前三名。
周德文表示，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为企业争取利益有三种方式:一是定期或不定期向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上级部门领导汇报，如温州经济信息委员会和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每年三至四次)，反映企业的心声；第二，通过NPC代表和CPPCC成员的身份，他们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并与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和谈判。为此，政府部门必须按规定接收和回复；第三，通过中小企业促进会的红头文件，向温州有关主管领导反映问题。周德文曾向某部门提出建立温州经济环境投诉中心，改善温州投资软环境的建议，但没有引起上级的重视。随后，在政府组织的政治形势与舆论座谈会上就此发表了讲话，引起了温州市委副书记的关注，并在会后专门与周进行了沟通。不久，温州CPPCC向中共温州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发出内部请示，最终促成了投诉中心的成立。
参与政治，展示强大的民间力量
近年来，商会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已经开始渗透到政治参与层面。最重要的方式是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员。
近年来，所谓的富人和商人的代表越来越多，其中许多是商会的领导人。
全国人大代表、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任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联合会常务会长、杭州总商会兰溪商会会长等多个行业协会的常务副会长。他在今年的两会上提出了许多议案。在2013年的两届会议期间，胡季强提交了六项动议，其中四项被纳入NPC的正式动议(两项被转化为建议)。在这4项议案中，有3项议案在去年的修订和立法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吸收，而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议案也被列为当前NPC的五年立法计划。
商会领导人不仅在国家一级，而且在省、市、区和县各级担任NPC代表和CPPCC成员是很常见的。各行业协会的商界领袖代表也占有许多席位，成为CPPCC成员和来自不同地方的NPC代表。
全国各地这些协会和商会的主要领导人和成员作为NPC代表和CPPCC成员，他们对当地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影响与日俱增。由私营企业家组成的商业协会的代表参与政治，这日益成为商业协会展示其实力的一种方式。人大代表或CPPCC议员是商会的领导人，他们在提出建议时，往往会争取和维护自己的组织和行业的利益，因为他们投资企业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刺激当地就业，同时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民生和其他领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政府部门内部人士陈涛表示，对于一些重要的商会，政府将有意识地安排商会领导和重要负责人担任CPPCC成员和NPC代表。这种安排的目的之一是，商会等社会组织的领导人能够反映企业的需求，并有更好的渠道与政府沟通。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曾担任温州市民主进步党副主席、温州市CPPCC常委。他给《企业观察报》的记者举了一个例子。周德文代表民进党温州市委，以CPPCC常委的名义，在CPPCC温州市第七届三中全会上建议政府尽快建立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机构。这一讲话引起了坐在主席台上的温州市长和CPPCC主席两位政治家的注意。两个城市的主要领导人当场交换了意见，市长给出了简短但有力的指示。第二天，CPPCC主席主动打电话给周德文，请他简短地修改他的讲话。两周后，温州市政府相关部门主要领导邀请周德文及相关人员进行座谈。
会后四天，温州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建立中小企业担保机构，决定政府一次性补助300万元启动整个项目。
商会领导人所发挥的作用不止如此。例如，在制定《浙江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的过程中，周德文关于增加条例刚性内容和细化条例的建议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同时，他提出并参与起草了许多温州层面的法规和政策。
在温州，全国人大代表和CPPCC县级代表中有近1000名个体和私营企业家。他们直接参与政府的一些决策和工作，如作为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和助手，制定行业发展规划，提供相关信息，提出建议和意见，在规划的实施中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周德文说，议员和代表向政府提出建议是非常重要的，即使这些议案也会成为公共政策，使他们所代表的阶层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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