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信社乱象-国土报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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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信用社混乱

资料来源:全球企业家2013年9月作者:沈旭文陈张鸿林殷敏

内容简介:经过十年的重组，农村信用社的混乱局面何时才能结束？

也许没有其他金融机构能像农村信用社那样真实地隐喻中国金融业乃至中国社会的复杂现实。

从中部腹地到边境，农村信用社几乎成为渗透率最高的金融组织。即使在大多数城市，仍然属于农村信用社的农村商业银行也出现在繁华的街道和小巷中。

然而，在如此众多的农村信用社中，既有寻求资本运营的市场经济宠儿，也有固守行政职能的计划经济残余；既有资本业务创新的先行者，也有银行和金融机构现代化的盲点。一些农村信用社收入丰厚，从业三年后工资接近100万，一些农村信用社因工资微薄面临严重的人员流失。

矛盾制度的现状不仅反映了农村信用社60年来曲折复杂的发展道路，也由此积累了大量的潜在风险和异化混乱，也是监管当局对农村信用社的监管困境。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不宜搞一刀切；然而，有许多组织，分类管理也是不够的。由于这种持续的困境，银监会等监管机构多次责成农村信用社严格管理，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如资本市场的痼疾和贷款风险控制，甚至重复管理和混乱，产生了新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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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初，有消息称银监会下发文件要求农村信用社开展涉农信贷业务，否则将限制其资本业务的发展，这又一次彻底暴露了上述监管困境？敬……

与农业相关的信贷不仅在许多地方无利可图，而且风险很大。由于贷款收不起来，农村信用社手里有很多钱，所以只能靠资本经营赚钱。现在不要问，不要不分青红皂白，那些不赚钱的人不会强迫你去做，但是那些赚钱的人会限制你去做。最后，我们应该鼓励农村信用社转变为商业银行。一位来自中部地区一个县级信用社的人问道，我们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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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争的事实是，在此前的票据市场专项整治和今年上半年的部分银行间业务板块以及债券市场监管风暴中，农村信用社虽然不是违规行为的主角，但却经常涉足各种灰色基金业务，或者成为代金券的保管场所，或者成为票据包装商的合作伙伴，或者成为买卖信托受益权的主要资金提供者。

虽然农村信用社监管困境的持续存在源于外部监管的缺失，但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农村信用社治理和内部控制结构的疏忽以及极其普遍的内部控制。进一步追根溯源，直接关系到大多数农村信用社产权的长期缺失。一些农村信用社直接关系到财富创造效应和超高工资。正如浙江一家县级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负责人所说:股东不知道是谁，不知道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如何运作的，不知道合作社还有多少利润，这取决于负责人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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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银监会早在2010年就确立了清理农村信用社股份并将其改造为农村商业银行的基本政策，但三年后的今天，这条股份制改革和改造之路似乎并不平坦。在重组过程中，不仅原有股东的权益缺乏实质性保护，而且一些重组后的农村商业银行可能会继续陷入利润与社会责任难以平衡的定位误区，或者干脆进一步强化内部人控制并使之合法化。一些省级协会和县级协会争夺重组的主导权，这使得重组本身成为一场不断变化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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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难以消除，进退两难。中国金融业整体演进的曙光如何照亮农村信用社真正的改革和发展道路？

82农村信用社法

与资本业务加小额贷款相比，涉农信贷有8到2个业务和2到8个资本规模。这项28年的法律有点夸张，但在许多农村信用社普遍如此。在谈到农村信用社的业务构成现状时，一位西部省份的县级农村信用社负责人表示。

目前，大部分农村信用社的基础业务主要分为三类，即传统涉农贷款、面向中小企业的面向乡镇企业的贷款，以及信托票据和债券投资等资本业务。尽管近几十年来涉农信贷一直是农村信用社最重要的业务类别，并一直受到监管机构政策的鼓励，但在市场化的经济逻辑下，涉农信贷的衰落日益明显。

农业相关贷款很少，也不赚钱。现在他们要为自己的盈亏负责。如果他们发放更多与农业相关的贷款，他们甚至无法支付工资。中部省份一个县级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一名工作人员指出，虽然农民客户更多，但贷款金额非常有限。通常情况下，是买一颗种子或买一台小型农业机械，每次贷款金额只有几千元。利率有折扣，所以你能赚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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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一家县级信用合作社的负责人指出，除了涉农信贷本身的微利外，繁琐的手续也制约了涉农信贷业务的发展。许多小资、亲戚朋友互相帮助，也不必去农村信用社。因为到了农村信用社，农民还需要找一个抵押品，而且手续太麻烦。

具体的经营数据可以更直观地反映农村信用社业务结构的变化，以贵州省去年成立的一家农村商业银行为例。截至今年上半年，该农村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58.64亿元，比各项贷款增速高出3.42个百分点。涉农贷款余额为12.98亿元，但增速仅为2.42%，低于贷款总额16.27%的增速。在另一个中部省份，尽管省协会为涉农信贷设定了一个增长指数，但截至今年6月，县级农村信用社新增涉农信贷的实际增长额还不到本期计划增长额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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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某农村商业银行的上述数据显示，自2009年以来，在涉农信贷较弱的情况下，许多农村信用社在永保小额贷款方面经历了快速扩张。其中有一些因素，如小额贷款业务本身的利润远比涉农信贷的利润丰厚，而大多数农村信用社规模有限，难以承接其他类型的贷款。但是，这也直接关系到一些农村信用社实际经营中的许多灰色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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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麻烦的问题是，农村信用社的一些员工仍然在小额贷款公司和担保公司兼职，这直接导致农村信用社的一些贷款实际上被这些小额贷款公司和担保公司所控制。上述西部省份县级农村信用社负责人表示，这类小额贷款公司或担保公司从农村信用社获得资金的基本模式是，小额贷款公司与一些皮包企业建立农村信用社贷款，然后这些皮包企业向小额贷款公司注入低成本贷款资金，而小额贷款公司可以享受利差。担保公司也可以直接垄断农村信用社的相关担保业务，没有特定的担保公司提供担保，农村信用社不会发放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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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一些农村信用社小微企业贷款迅速增加，但相当一部分贷款直接流向私人金融市场，甚至个人非法金融活动。

此外，作为近年来农村信用社新利润的主要来源，农村信用社资本业务的大规模推进，极大地改变了农村信用社在各种银行金融机构中的基本角色。在成为债券市场最激进的交易团体之一、票据市场主要的原始票据提供者，甚至回购银行间金融计划的主要购买者之后，许多农村信用社甚至可以比一些商业银行更被称为交易型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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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今年上半年，在3.12亿元的利润总额中，资本业务收入高达1.8亿元。同期，农村商业银行债券交易额365亿元，银行承兑汇票余额55亿元。

东部一些资金雄厚的省份的农村信用社已经意识到资本业务对利润的贡献率超过50%。尤其是今年6月份，当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出现紧张时，这类农村信用社获得了巨大利润。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农村信用社薄弱的风险控制能力和相对灵活的资金运用机制，使得资本市场出现了大量以农村信用社为杠杆的灰色创新。这是银监会等监管机构始终关注农村信用社资本业务的主要原因。

也许令监管者失望的是，行政命令并不能激励大多数农村信用社真正调整其业务构成和比例，但可能导致农村信用社采取其他方式人为粉饰或掩盖实际业务情况，以逃避监管，最终进一步掩盖和加剧农村信用社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农村信用社不能抗拒监管指令，但有政策和对策。监管者不是说过他们应该提供真正的农业相关信贷吗？为了达到这个标准，一些农村信用社干脆将一些中小贷款伪装成农村集体或集体所有制农业企业的贷款，并找到一些企事业单位来覆盖实际的贷款人。然而，这种风险有时对农村信用社来说更大。前述中央农村信用合作社负责人名单？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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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风控制

保持小额贷款和资本业务强劲增长的农村信用社，似乎面临着风险控制建设跟不上业务发展的普遍困境。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一些农村信用社，事后风险控制体系的效果令人怀疑，已成为拒绝推进涉农信贷的有力理由。

农村合作银行的贷款通常很容易发放。通常，你可以找两个人做担保。台州的一位银行家说，有一次我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让我帮他在一家农村合作银行做贷款担保。当我发现他的情况不能贷款时，我向他借钱，其他几个人做了保证。我没有审查我的信用状况，当场借了20万元，是他们分行的一位副行长借的。原因很简单。这种农村合作银行人少，流程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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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云南县级农村信用社负责人表示，对于大多数农村信用社来说，他们缺乏审查和评估资产的能力。即使他们要求抵押品，他们也只能通过手续。相反，他们会找一个更可靠的人来担保。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切实可行的运行机制，但他们仍然需要控制风险。因此，简单地说，你要找的贷款担保人必须是当地的人，通常贷款官员都知道，所以通过这种方式控制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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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某农村信用社的一位信贷员也表示:我们的信贷员都是当地人，彼此认识多年，根深蒂固。即使有不良贷款，我们仍然有一个等待后清理系统？学位。

然而，即使在完成控风度建设后，许多农村信用社的控风能力仍然不容乐观。西部省县级农村信用社负责人表示，目前，该省农村信用社根据监管要求，在其组织结构中增加了风险管理委员会和风险监控部门。风险管理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仅限于贷款审批流程的控制，风险监控部门从属于业务总监。这显然违反了银监会的经营和监管职能分离的原则，但这些职能是由省级农村信用社统一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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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省级农村信用社风险监控部门的职能是信贷管理监督、信贷业务运行质量统计分析和报告、五级分类管理、信贷档案管理、信贷档案季度抽查。但是，这些职能基本局限于事后的间接检查，与贷前调查、贷后检查等重要环节脱钩，不能发挥全面风险监控的作用。

然而，在中国农村信用社中，类似于该省的农村信用社的风险控制做法并不少见。可以说，除了北京农村商业银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等较大的农村商业银行之外，其他大多数农村信用社的风险控制都远不如商业银行。东部省农村信用社的一位人士表示，省农村信用社对以下县级农村信用社的风险控制要求从未得到有效落实，这是非常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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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省级协会无法抑制县级农村信用社的风险控制，但地方政府可以要求农村信用社突破风险控制要求，支持所谓的地方重点企业。即使是现在，作为一个地方金融机构，政府要求我们支持地方企业，而银行不能放贷，所以我们不得不放贷。因为许多商业银行是垂直管理的。上述中部省份农村信用社的人指的是。

然而，面对涉农信贷业务，农村信用社不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足以帮助其摆脱小额贷款的困扰。辽宁省一个县级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一位人士表示，根据新的风险控制要求，农民贷款的抵押要求已经提高，一些农民在获得合适的抵押方面存在问题。

在控制贷款风险时，贷款越小，我们检查的越严格，因为农民的贷款是用于种植和养殖的。前述中部省份的农村信用社表示。

金饭碗？

虽然农村信用社的业务和风险控制不如商业银行，但一些农村信用社的薪酬待遇远远超过了同一地区的商业银行。

我国农村信用社属于地方金融机构，是一级法人，而县市两级商业银行大多是二级法人。因此，县市金融机构需要统一不同地区的工资，但我们不需要。因此，福利是好的，支付更多的奖金是自然的。江苏一个县级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负责人说。在江苏、浙江、河北、山西、云南等地，农村信用社在员工薪酬方面已经大大超过了当地商业银行。例如，在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一个普通农村信用社的年薪超过10万，这在当地是非常夸张的。前述台州银行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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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一些商业银行省级分行的人指出，农村信用社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上交、保留和分配利润的制度，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农村信用社得到了丰厚的报酬。良好的效率和较强的自主性可以被认为是一些农村信用社工资高的正当理由，但一些农村信用社员工的金饭碗确实不公平、不光明，因为他们的工资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上述灰色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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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农村信用社的员工与外部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甚至一些边境贸易公司用皮包勾结。当抵押物虚假或担保人不合格时，他们会将大量资金交给这些公司经营或直接参与高利贷，这在个别县级农村信用社并不少见。上述云南县级农村信用社负责人表示，在边境省份的一些农村信用社，一些信贷人员依靠与小额贷款公司和其他外部机构的内部和外部联系，每年可以获得10万元以上的回扣或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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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农村信用社的人也表示，在边境地区的一些农村信用社，存在贷款官员与海外地下赌场勾结、向赌场发放高利贷以及帮助赌场通过假公司洗钱的情况。在这方面，当地的省协会说，他们不知道，也无法证实。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农村信用社都能得到金饭碗。由于存款损失严重、业务增长乏力，同一地区还有大量农村信用社被商业银行甩在后面。山东省一家县级农村信用社的董事长表示:农村信用社分布太广，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农村信用社分布不均的情况。

谁的农村信用合作社

不规范的业务发展、薄弱的风险控制和随意的薪酬体系，都表明大多数农村信用社尚未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然而，正如上述中部省份农村信用社的员工所说，除了监管机构之外，几乎没有人真正要求农村信用社加强内部治理。但即使是监管者也不能如此小心地管理它。这种治理困境的根源是农村信用社产权的模糊性。没有人知道谁是农村信用社的股东，但内部人控制已经习以为常。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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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分离前的相关规定，农村信用社的原股东应为将资金存入农村信用社的农民。这部分资本也称为成员股份，而农民持有的股份称为资格股份。除了成员的股本外，农村信用社多年经营期间留存的利润也已转入资本。然而，由于会计制度和政策的变化，被转让资本的留存利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公积。根据一些文献，我国农村信用社31%的资本是社员股，其余69%是在长期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公共积累？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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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银行颁布的《农村信用社管理条例》，农村信用社的主要管理结构是三会一层，即董事会、监事会、成员(股东)大会和高级管理层。社员大会是农村信用社的权力机构，社员代表由社员选举产生。理事会是成员大会的常设执行机构，设有监事会和管理层。职工董事、监事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其他董事、监事由会员代表大会选举。董事长和监事一般由职工代表任命，一名董事由董事长提名，两名副董事由董事提名，最后由会员代表大会任命。董事、监事和董事必须经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市)分行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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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讲，在农村商业银行重组之前，农村信用社的股东都是成员。但在实践中，由于股权过于分散，且成员大多是农民，对企业的运行机制不清楚，对农村信用社的基本运行信息也不了解。因此，所谓的社员股东和社员代表大会实际上成为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结构的伪装和点缀。

我们单位最大的是董事长，他是法定代表人，其次是监事和董事，真正的权力在董事。虽然三位领导人的产生方式不同，但他们基本上都是由上级任命的。上述中部省份的县级农村信用社的人指的是。他指的上级是省信用合作社。

前面提到的云南县级农村信用社负责人也表示，在邻近的市县，大部分农村信用社都是董事或主管董事，董事基本上可以决定规模。

事实上，在许多农村信用社，不仅董事是由省级协会提名和任命的，而且董事会议也不是真正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此外，董事的专业素质不高，大多是董事或其亲友。然而，监事会也缺乏独立性。事实上，它只能发挥简单的内部审计和审计职能，而不能对董事会和管理层进行实质性的监督和制衡。一些主管还负责其他业务工作，实际上成为副主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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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本希望三权分立，但结果是缺乏公平，监督者的假权利，只有管理的主导权。湖北省农村信用社的一位人士称，董事长或董事的任期是有限的，所以在他的任期内进行一些短期操作并不奇怪。

正如农村信用社的一些人所指出的，内部人控制的关键是在农村信用社员工之间形成一个稳定的利益共同体。因此，以高薪加强内部凝聚力也是大多数农村信用社负责人的必然选择。

然而，一些负责农村信用社的人认为，在农村信用社所有权仍不明确的情况下，内部人控制实际上是最有利于农村信用社经营的治理结构。当时，成员根据合作制度购买股份，而不是股权投资。因此，农村信用社利润积累的新增资本实际上不是成员的。因此，在法理上盲目要求会员代表大会控制管理权是不必要的。西部省县级农村信用社负责人表示，普通成员没有经营金融机构的能力，也没有为金融机构选择管理者的能力，所以上级提名的内部人控制是最不坏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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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代价

自2003年国务院发布《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国务院第15号文件》)以来，解决农村信用社产权问题，建立农村信用社现代企业制度已被监管部门提上议事日程。然而，农村信用社的产权改革仍然困难重重。

根据国务院15号通知的基本精神，农村信用社可以根据本地情况选择重组为农村合作银行或农村商业银行。两条不同的改革路径也意味着两种不同的产权模式:股份合作制和股份合作制。在随后的改革实践中，由于对改建为农村商业银行的要求相对较高，大多数符合改建要求的农村信用社大多选择农村合作银行模式。

然而，随着农村合作银行的运行，股份合作制这种介于合作制和产权制度之间的过渡形式，日益暴露出其弊端，如无法彻底解决产权问题，导致农村合作银行自身定位模糊，内部人控制持续。

因此，从2010年起，银监会开始重新审视农村信用社的改革路径，最终确定了将所有农村信用社(包括已成立的农村合作银行)改造为农村商业银行的改革方案。然而，沉重的历史包袱、股权分置改革的行政定价机制、县级农村信用社与省级协会围绕控制权的博弈，成为迄今为止改革的难题。

银监会的一些硬操作指标达到了很好的效果，主要是因为清理原有股权非常复杂。上述西部省份的农村信用社负责人表示，除了成员的股份资本和利润积累，一些农村信用社还吸收了员工的股份和其他私人资本。成员持有的原始股份为合格股份，而员工和其他私人资本持有的股份为投资股份。现在，要求完全取消股份资格，如何设定退股价格是一件麻烦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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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引入新股东也面临困难。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分离后，收到了大量的不良资产。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因不良资产核销而产生的漏洞需要新股东填补。对于一些经营业绩差、历史包袱重的农村信用社来说，引入新股东几乎是困难的。结果，一些农村信用社采取了强迫员工入股的做法，这也引发了员工和部分原股东的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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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董事甚至表示，即使是贷款，也有必要认购这部分股份。某部门或省份的县级农村信用社员工指出，邻县效益好的农村信用社在吸引股份时应该限制每个人持有的股份数量，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好处不好，我们不能强迫人们去做？股份。

更有争议的是，自今年年初以来，许多农村信用社已经进入了偿还旧股和发行新股的高峰期。但是，在新股和旧股的定价上，许多农村信用社完全采用行政主导的方式，由省联社或农村信用社管理层直接定价。

这种定价不是成员自愿和集体投票的结果，而是由信用合作社甚至更高级别的信用合作社的管理层制定的。上述来自中部省份县级农村信用社的人士表示。前述来自湖北农村信用社的人士也指出，在实际操作中，股份制改革的定价过程大多缺乏透明度，可能涉及集体资产的流失或特定利益的转移。

省级协会与县级农村信用社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已成为农村信用社改革中的又一突出问题。长期以来，虽然省联社对市县农村信用社拥有名义上的行政权力，但在大多数省份，由于市县农村信用社的独立法人地位，省联社无法实现有效管理。为此，一些省级协会也试图通过此次改革和农村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确立对下属农村信用社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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