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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长安街延长线上的复兴路11号，淡蓝色的火柴盒建筑依旧。
然而，就在夏天过去之后，央视提前进入了冬天:集体工资降低了30%，20多名员工被带走(包括一些重量级人物，如郭振玺和芮程刚)。
在我看来，央视是一个如此复杂的混合体，如此多的精华与糟粕，如此多的精英与混血儿，如此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如此古老的传播方式，如此强大的媒体和如此卑微的个人，见证了央视正在经历的这场风暴。前员工刘虹情绪激动地对中国企业家说。
新媒体颠覆，反腐冲击，中央电视台何去何从？8月，央视著名体育频道刘建宏的离开，在这个节骨眼上加强了人们对这个平台衰落的判断。面对新媒体和地方卫星电视，创新的引擎是旧的。
这不是央视第一次遭遇这种困境。确切地说，自2003年以来，央视经历了几次改革，试图找到一种平衡体制与业务、喉舌与收视率的方法，但在纠缠和摇摆中失去了黄金时代。
中央电视台的风暴给它的内部和外部带来了什么影响？《中国企业家》试图通过系统中不同人的命运和选择，看看央视的大象能否再次起舞。
又一场风暴
8月21日，我们的记者收到一份匿名报告，称自己是央视员工，称央视正在清理一批员工，解雇了为CTV·蔡慧报名的项目系统的试点员工，并说他们必须在这两天内报名。
第二天，我们的记者赶到了签约现场媒体中心的会议室。最初，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每一个栏目每年招标的地方，但现在它已经被用来解雇。员工手里拿着一叠解除劳动合同的意向书，现场签字的员工向中国企业家确认，中央电视台试点系统聘用的员工在这里被临时通知签订和解除合同，后续是否有补偿安排还不清楚。“中国企业家”随后要求央视人事处和央视蔡慧进行核实，双方均表示未听说此事。
这些年来，央视的用人单位已经分成了三六个等。正式员工和台湾员工是食物链的最高层次，享有最好的福利和待遇，但很少有人能在多年后获得这种地位；第三个层次是雇佣员工。中央电视台下属的钟石蔡慧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钟石蔡慧)建立了劳务派遣制度。尽管前几年的待遇不如正式员工和台湾员工，但那是在2009年。改革后，待遇与正式员工相同；项目系统是报酬最低的。直接与央视栏目签约，不仅没有增收节支和年终奖，而且没有食堂用餐卡和入场卡，这是一种相当不规范的用人方式。但是，由于栏目的需要，这些员工不仅长期以项目体系的形式存在，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
这一次，集体清理行动是中央纪委进驻中央电视台打击腐败的阶段性标志。据了解，除了要带走大量央视员工之外，央视下一阶段反腐的重点是审查央视的财务和就业情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集体清理应运而生。
据消息来源称，这些被解雇的人最初是作为试点项目招聘的，并与中国电视蔡慧公司签订了合同，但他们承诺今后将被企业聘用，这与企业聘用员工的待遇相同。然而，多年来，没有关于这些人身份的官方声明。直到此时，面对检查组的突击，中央电视台紧急将蔡慧电视台的这些人送回各种渠道的项目，在项目体系下签订合同，这实际上相当于变相解雇。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在中央电视台呆了七八年，一旦他们被清除出去，许多人感到非常愤怒。匿名消息来源称。
这实际上是央视多年积累的一种慢性病。我可以很清楚地说，中央电视台会按照财务的标准方法进行审计，一定会发现问题。但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其不正常的就业机制。在管理和市场交织在一起之后，它必须有这样奇怪的账户才能维持。一位与央视关系密切的广播业人士表示。
例如，他说，对于一名央视记者来说，工资体系外的增收节支奖至少占他收入的50%，而这部分收入是最不规律的。一旦面临变化，这部分收入可能会大幅下降。另一个有争议的系统是中央电视台的发票报销系统。项目系统雇佣的大多数员工都来自这个系统。员工必须绞尽脑汁来获得更多的收入，这是他们应得的。上述电台和电视台的人哀叹道。
我们基本上是一群工作最多、收入最少的人。在签约现场，一名前来签署协议的员工告诉中国企业家。据了解，从中视汇到项目系统的员工都在央视各频道，其中金融频道受到的影响最大。在郭振玺逗留期间，他通过各种方式为这些项目员工赢得了大量收入，所以他多年来一直保持平静。现在，一旦他被带走，检查小组审核账目，这些人就遭殃了。上述举报者说。
这可能意味着央视的创新力将在一段时间内被大大削弱。该专栏的资深制作人江雪告诉《中国企业家》，人们最近一直很害怕。你说郭振玺被带走了，那个频道的副主任或者和他关系好的制片人会害怕吗？其他频道的中层人士会害怕吗？现在，每个人的心态都是寻求稳定，只要什么都不发生，但不要变得聪明。
与央视合作制作《灿烂的中国》和《舞动我的生活》的灿星传媒的一名员工告诉《中国企业家》，央视出事后的一个细节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台湾的一个研究部门最近访问了灿星，在做前期沟通之前，主要是讨论具体的议程设置，但现在对方关心的是能否帮我们找到一个便宜的住处。住宿标准不得超过350元。
这让我觉得，这一轮央视整改会体现在每个环节的具体细节上。该员工表示，短期内肯定会影响到以下员工的积极性。
事实上，央视并非没有主动寻求变革。在过去的两年里，它的思路已经逐渐转变为打开市场，打开中央电视台的大门。事实上，这可能不是一个完全主动的意愿，但它必须做到。残星传媒R&D总监许凡表示，由于观众结构老化、观众总量减少、节目影响力减弱，这一状况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的临界点。
寻求进步变革
中央电视台不是没有非凡的节目。舌尖上的中国就是其中之一。它以非常低的成本赢得了空巷10，000人的声誉，并获得了巨大的商业价值回报。然而，就在不久前，“小费”系列的负责人、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的主任刘文被带走了。
《Tip Tip》系列的首席制作人陈晓卿在接受本杂志采访时透露，《Tip Tip 2》的商业回报比第一部增加了20倍，收入已经达到几亿。但是对于这样一个项目，陈晓卿不想做第三个。他比以前更加恼火，每天都在压力下度过。
在许凡看来，这简直不可思议:投入成本如此之低，市场回报如此之高，制作公司会欣喜若狂，会像开发好声音系列一样蚕食和挤出市场价值。然而，这个项目在几乎没有个人激励的情况下取得了如此大的回报，这表明央视的创新能力和平台价值仍然巨大。
这个系统没有给个人太多的激励，但却有很多的负面压力，这导致了中央电视台有一个强大的平台和资源，但创新成果很少。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央电视台根本没有改革。江雪告诉《中国企业家》。不平等的回报会导致腐败。他(郭振玺)的能力如此之强，以至于他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进行回报，他将通过其他渠道主动或被动进行回报。江雪认为，被带走的是强人，而不是平庸之辈，比如金融频道总监郭振玺和纪录片频道总监刘文。激励机制落后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许凡还表示，其实央视有大量的商业精英，但由于激励机制不足，包括许多系统中的官僚政治，他们可能只发挥出120%的能量。如果制度和激励机制稍有改变，这些人将成为央视《重回巅峰》的中坚力量。
早在外界察觉到央视的黄昏之前，这头老态龙钟的大象也曾试图用自己的脚步转身，但这些微小的风暴无法打破常年堆积的冰山。
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央视的黄金十年，我坐在自己面前，将《郑达综艺》栏目铸造成一棵常青树已经25年了。他曾是中央电视台一个节目部的副主任，他的新头衔是中央电视台创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早在2012年，郭彤就在竞选中央电视台的成立。今年6月，央视终于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集团有限公司(China 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Corporation)成立了两个100%控股的子公司——央视创新和央视唱片，其主要业务是制作和开发综艺节目和纪录片。我对央视的创作寄予厚望，希望在3到5年内成为市场上一流的内容制作公司。郭彤告诉《中国企业家》。
中央电视台终于意识到它不再是十年前的样子了。一位内容制作公司的从业者说，特别是在综艺节目领域，他受到了湖南、江苏、上海、浙江等电视台的挑战，变得更年轻、更有娱乐性，完全失去了优势。另一方面，由于公共机构的限制，央视的旧体制无法留住优秀人才。
在郭彤看来，尽管中央电视台在过去曾多次尝试将制作和播出分开，如中央电视台动画、中国国际电视公司、中国电视体育、中国电视电影电视等。这些都或多或少地诞生于当时的频道，但当时的分离是，栏目停留在广播平台上，人们直接去公司。在初始阶段，中央电视台创造的核心优势不同于上述系统中的公司。郭彤告诉《中国企业家》，他带来了一套央视多个品牌的节目，如《感谢上帝你来了》、《西乐街》和《吉尼斯中国之夜》，以及节目制作团队。品牌和团队是内容制作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现在看来，中央电视台的这一步落后于当地的卫星电视。《中国之声》让残星制作和浙江卫视获得了超过10亿美元的回报。得益于浙江卫视与灿星制作的博弈机制，收入模式转变为与电视台分享广告。如果平均收视率达不到商定的数字，残星将独自承担广告商的损失。今年，仅吴莫愁就为我们赚了7000万英镑。许凡说道。
另一方面，虽然没有完全的制作和播出分离，但中央电视台很难走到这一步。郭彤表示，自第一版提交以来，公司机构设计已经修改了15次，目前仍在各种跷跷板和游戏中。例如，人员结构，系统中的人员必须与平台完全分离吗？原创节目品牌是从央视平台上切下来的，还是经过授权的？所有这些问题都经历了激烈的争论，触及了传统媒体创新的深层次问题。
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波折，郭彤认为现在正是央视迈出这一步的合适时机。如果没有市场主体，你的节目可能只能在央视平台上单向消费，你的资源整合、版权开发以及后续衍生产品的开发都是不可能的。郭彤告诉《中国企业家》，他与央视高管的共识是，央视最终应该成为一个完整的市场主体。
然而，这种尝试，在业内人士眼里，还是有点味道的。人在台湾还是人，思想在台湾还是思想，广播还是在一套里。与过去没有本质区别。江雪认为他们在西乐街投了那么多钱，而西乐街的广告评级与他们没有本质的关系。广告是好的，他们不必支付更多的钱，广告是差的，他们没有任何压力。
郭彤也承认这种创新仍然是有限的。然而，他认为未来真正的市场化绝对是双向选择。平台可以选择生产公司，生产公司也可以选择平台。我们也害怕我们会变成一群躲在大树下乘凉的人，这样我们就会变成寄生虫。那我们为什么还在外面？就在电视上表演吧。
我拒绝被制度化
在央视，仍有一些人选择了一条更彻底、更大胆的道路，不像那些留下来坚持走下去的人。
在东四环红领巾桥以南的花鸟虫鱼市场的一个偏僻角落，一个不起眼的词“乐视”提醒人们这里还有一家互联网公司。与cbd的大裤衩办公环境不同，这家充斥着各种题材的私立医院最近宣布，逃离央视的刘建宏将在这样一个新的办公地址工作，他的身份是乐视体育的首席内容官。
刚刚加入乐视不到一周的刘建宏看起来非常兴奋。当他见到记者时，他刚刚开完两个小时的工作会议，已经是晚上七点了。我每天收到的信息量是过去的几十倍。他指着自己的头。它要爆炸了。
但很明显，他喜欢自己的新身份。上周，刘建宏刚刚和足球之夜的团队共进晚餐，他已经做了18年的足球之夜制作人。我根本没有哭。在分离的那天晚上，刘建宏一点也不悲伤，而是兴奋地在他生命的后半段参加了马拉松比赛。
最吸引我的是新媒体。刘建宏说，在办公室打开乐视电视的同时，让记者们看一场超级联赛。与传统的电视屏幕不同，当球赛节目播出时，屏幕上有各种字体和颜色，这就是传说中的弹幕。他说，他正试图通过弹幕的方式与解说员互动，这可能是未来观看比赛的新趋势。
当然，这绝对不是他离开央视的唯一原因。十八年前，他离开了石家庄电视台，但并不顺利。他愤怒地指责那个保守秘密的人:我为什么要离开？我只是不想和你的孙子们出去玩，他们是小偷和妓女！18年后，他离开央视，坐在乐视体育的新办公室里。他给记者读了一篇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说，制度化就是僵化。我希望我们拒绝按照某种模式生活。这篇文章的标题是拒绝制度化，这是他九年前在2005年写的。
在刘建宏看来，传统媒体近年来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真正的危机感。2005年，刘建宏被接纳进入该系统。他很享受在央视的正式职业生涯，但他对自己在系统中的身份非常陌生。直到他去了一次医院，他发现他周围的每个人都有医疗保险卡，但他没有。结果，在询问了很长时间后，我终于意识到他根本不需要卡。你是一名公立医生。看过病后付了帐，你会得到补偿的。他只是突然意识到这是在体制内。
刘建宏说，他很久以前就知道互联网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现在，只有资本和商业化才是最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
如果中央电视台被认为是一个市场化的公司，或者至少它的节目可以在市场上竞争，它需要做的是找到一个合适的商业模式。许凡告诉《中国企业家》。一个例子是明星空媒体公司，在黎瑞刚买下它之前，它亏损了很多年。李瑞刚只是采用资本运营的方式将一个薄弱的平台与市场化联系起来，最终激发了最根本的创造力。凭借李瑞刚对媒体体系和政策的深刻理解和大胆想象，短短几年时间，一家账面亏损的公司已经成为估值超过21亿美元的一流制作平台。
也许媒体系统的混合所有制会在未来出现，所以英美烟草也不是不可能入股央视。著名传媒学者于国铭认为，阻碍未来传媒产业改革的障碍在于产权界限过于清晰。最近，习近平关于建立几个具有很强可信度的新媒体集团的言论，可能会给已经跌入谷底的央视注入一剂兴奋剂。
在风暴的注视下，中央电视台将走向何方？我们所在的任何人都是路人。这艘船太大了，很难掉头。这是白四年前写的一句话，但最终起作用的是观众和时代。(应双方要求，刘虹和江雪都是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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