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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农发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署和世卫组织联合发表的报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或全球处于饥饿状态的人口达到6.9亿，这是近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
那么，我国是否面临着粮食安全问题，从长远来看应该如何保障粮食安全？ 新京报记者为此采访了中央农业办公室、农业农村农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大学前校长柯炳生和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万建民院士(水稻分子遗传与育种专家)和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前所长、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樊胜根。
新型冠状病毒冲击年世界粮食安全
新京报:五年前，世界承诺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和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 但今天面临的局面更糟，同时也是近50年来最严重的。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樊胜根:在新冠引发肺炎暴发之前，全世界遭受饥荒的人数很多。 最新报告为6.9亿，一年增加1000万，五年增加近6000万。 这个数字表明，过去几年全球饥饿人口在增加，这有几个理由。 例如气候变化导致的干旱、洪涝灾害更为频繁，战乱、收入不均等扩大化——也就是说穷人更穷、富人更富。 这些原因是世界过去几年饥饿人口持续上升，新冠肺炎在饥饿问题上起着雪上加霜的作用。
新京报:这6亿9千万处于饥饿状态的人，主要分布在那些地区和国家。 典型的理由是什么？
樊胜根:主要在南亚(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和非洲撒哈拉地区。 第一个原因是经济不发达，贫困，有些人没有钱购买粮食。 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不投入，农民就没有好的粮食收成，也不能保证他们的收入和粮食安全。 另外，在一些地区，冲突(战乱)、收入不均等因素共同受到影响，造成了饥饿的大面积。
新京报:粮食浪费、社会动荡、自然灾害和新冠疫情的影响形成世界今天这个局面的影响程度排名是多少？
樊胜根:对今年来说，第一位的因素是新冠引起的肺炎。 这不仅直接冲击了粮食生产系统，也减少了很多人的收入。 即使是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由于收入减少(如失业)也无法购买足够的粮食，排在第二位的是病虫害，包括非洲蝗虫、草地贪叶蛾等各种病虫害，也对今年的粮食安全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第三位是，一点国家(地区)持续的动乱(部分地区还存在激进的恐怖主义)，影响了当地农民的农业生产和居民收入的减少等。
但是，长期以来，排在第一位的是气候变化。 第二位是资源(包括粮食)的浪费和不足，随着世界人口的增加，土地资源不断减少，未来农业生产用地、用水、生物多样化的损失将对粮食安全构成重要威胁。 第三位是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就是穷人越来越穷，这部分人陷入了恶性循环。 最后一个可能是，受各类急性传染病的影响，今年是新型冠状病毒，明年或将来是否会再次发生急性传染病。
新京报:你认为今年的这种局面会持续多久？ 我们应该做什么？
樊胜根:这不太简单。 可能是今年年底，也可能是明年。 这取决于疫苗能否尽快上市，以及疫苗的比较有效性，能否迅速抑制疫情的进一步扩散。 如果说疫苗在今后6个月内可以大量采用，粮食安全问题就不会再恶化了。
从长远来看，我们需要增加科学研究的投资，利用资源来生产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食物。 而且，必须减少粮食浪费，减少损耗。 世界粮食的三分之一被浪费了。 如果我们把粮食浪费减少一半，世界粮食安全问题就会在大范围内得到比较有效的缓解。 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和完整性也很重要，确保弱势群体即使受到冲击也能得到营养健康的食物和基本的生活保障。
此外，保持市场贸易畅通也很重要。 因为各个国家并不能在当地生产所需的粮食，各地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来满足各自的需要。 当然，提高当地生产能力，加强仓储设备建设，提高战术库存保障粮食供应稳定性，是增强食物系统通韧性的重要措施。
我国粮食供应不短缺
新京报:如果因新冠肺炎疫情、洪涝灾害、干旱等因素入侵，你认为这将对中国粮食安全造成什么影响？
柯炳生:新冠疫情是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对制造业、旅游业、餐饮业等产业影响较大，对粮食安全影响不显著。 第一，国内粮食生产基本没有受到影响，粮食进口目前也受到影响不大。
关于洪水灾害和干旱的影响，一定会有。 但是，不是很大。 我国幅员辽阔，各种灾害连年，改革开放40年来，有几个特别明显的洪水干旱年，但没有发生过粮食安全问题。 今年也会变成一样吧。
万建民: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还是要引起高度重视，还没有到放心的水平。 随着我国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粮食的投诉量也在增加，特别是我们对动物蛋白质的投诉更是迅速。 这样，所需粮食总量持续增加，对粮食安全的压力依然存在。 因为，不能牢牢抓住粮食生产这根弦放松。
新京报:从目前全球疫情来看，我国粮食进口是否受到影响？
柯炳生:在粮食方面，我国已经实现了绝对的安全。 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我国人均粮食生产水平已经提高了约一半。 我国每年进口的数百万吨水稻和小麦，首要是配制品种，并不是国内生产不足。 目前和未来我国进口粮食的诉求主要集中在畜禽饲料方面，包括大豆(豆粕)和玉米高粱等。 总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进口粮食的多寡，并不影响我国的粮食安全。
新京报:从粮食安全的角度来说，进口粮食的首要功能是什么？ 对中国这样的体口型大国来说，这种供给方法有多合适？
柯炳生:随着人们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在口粮(小麦和稻谷)上的支出越来越少，牲畜对蛋奶和瓜果蔬菜的诉求越来越多。 我国目前生产的稻谷和小麦，不仅足以满足粮食的支出，而且每年还有数千万吨的剩余，被用作饲料粮食。 进口粮食功能，首要的是满足饲料的诉求，另外，要进行粮食品种的调配(泰国香米、加拿大坚韧的小麦等)。 关于申诉进口的量，取决于我国国内人口的多寡和人均费用申诉的多寡。 从整体来看，会增加的吧。
年8月19日，在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桥头镇店前村，农民在收获后的水田里拾稻穗，将粒粒收集到仓库，以免浪费粮食。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保护农民粮食种植积极性的“把粮食藏在地上”
新京报:你认为我国目前粮食种植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是什么？
万建民:最重要的挑战是粮食刚需与农民种粮积极性、种粮收益之间的矛盾。 其实我们有种粮的生产能力，但是积极给农民种粮的方法，是现在应该着力处理的问题。
柯炳生:粮食生产问题，从短期来看，首先是市场价格问题。 市场价格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就高，粮食生产面积扩大，各种投入和管理就更好，粮食总产量就更高。 从长远来看，生产能力问题是首要的。 这是由土地面积和单位生产两个因素决定的。 保护农业土地，特别是耕地，任务艰巨。
新京报: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你认为耕地红线保护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万建民:最大的方法是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这需要科学技术，提高种粮科技将对今后的粮食安全发挥更大的作用。
柯炳生:处理这个矛盾，除了严格执行现行的各种耕地保护法规外，重要的是提高建设用地，特别是居住用地的效率。 另外，要充分利用非耕地资源，扩大建设用地来源。 例如，浙江“坡地村镇”改革试点，是创新比较有效的方法，满足了建设用地的需要，保护了耕地，保护了生态环境。
新京报:万院士是水稻研究专家，你认为中国的水稻亩产能提高多少？ 空？
万建民:现在我国的亩产从450公斤提高到470公斤，亩产从500公斤提高到550公斤是完全有可能的。 为了实现这一亩产目标，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良种培育，另一方面要宣传高产栽培体系。
在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后，我们以前传递的一点高产栽培体系没有得到充分采用，我们现在的大多是一点省(劳)力省(时)的栽培体系。 但是，如果粮食价格上涨，农民一定会考虑如何提高亩产来种植水稻。
新京报:如果水稻亩产从约900斤提高到约1000斤，水稻总产量能增加多少？
万建民:我们有4亿5千万亩稻田。 亩产增加100斤，稻谷就增加450亿斤。 现在水稻足够了。 也就是说，可以腾出一部分耕地种植另一种作物。
新京报:一方面提高亩产，另一方面开拓盐碱地、海水栽培水稻等新的栽培方法，效果好吗？
万建民:我认为种海水稻这个提法不科学。 因为在目前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水平下，在海水中种植水稻是不现实的。 我们可以培育耐盐碱的水稻，在盐碱地上提高水稻的亩产，这也是我们的快速发展方向。 虽然中国的盐碱地很多，但能种水稻的盐碱地比较少。 因为许多盐碱地缺水。 因此，从目前情况看，很难很快在短期内大幅度提高盐碱地水稻的产量。
新京报:你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问题还有什么其他建议吗
万建民:我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强农业科技研究，提高亩产。
柯炳生:我们要做好“粮食驻地”和“粮食在技”两项事业，国家财政需要继续加大投入力度。
餐饮消费环节浪费最严重
新京报:粮食浪费也是粮食安全方面的重要一环。 你认为这几年公众浪费行为发生了那些变化吗？
柯炳生:近年来，我国的饮食浪费现象，已经大大减轻。 虽然很难得到准确的数据，但根据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注意和亲身感受，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粮食浪费大幅减少:随着《八项规定》的贯彻，公款宴会大幅减少。 公款盛宴是最突出的餐桌浪费现象之一。 个人在外面吃饭时，打包剩余菜已经成了风。 自助餐的吃饭方法在各地也逐年增加。 在大学校园里，“光盘行动”已成为气候。
但是，新的问题也开始显现出来，例如外卖的兴起、饮食的浪费有增加的趋势。 第一，所得饮食与预期反差较大，送餐过程中饮食质量不会下降，或数量过大，有可能造成浪费。 年轻一代对口味要求很高，所以可能更突出。
万建民:总结有进步。 过去的浪费现象可能更惊人。 目前，与国外特别是日本相比，我们的饮食浪费现象还很严重，并没有根本好转。 我们现在提倡的“CD行动”在日本是几十年前实现的。
新京报:我国的粮食浪费问题主要出现在那些环节？
万建民:浪费问题第一是餐饮费环节。 因为在我们的饮食习性中浪费现象还很严重。 生产和运输环节的浪费还不是很严重。
新京报:你认为形成浪费粮食现象的原因第一是什么
柯炳生:浪费的本质是购买的饭菜超出了用餐者的实际需要。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无非是主观故意和客观错误。 主观上故意多买，因为有面子的思想，会变得奢侈比较风。 客观的错误可能是桌子吃饭的吃法，难以控制订单数量，或者订单者的饭量估计错误等。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粮食供应充足是重要的外部条件。 改革开放前，也有饮食方面的浪费，但很少。 一开始大家还没吃饱就想浪费粮食什么也没有。
年8月13日，客人在海南省海口市自助餐厅用餐。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万建民:我认为我们的教育水平和道德水平还有很大的提高空。 而且，我国的粮食价格还是比较便宜的。 中国的粮食价格整体上不符合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市场价格还在上涨空。 从浪费粮食的立场来看，还是值得深思的。 总而言之，如果粮食价格上涨，浪费行为减少的可能性就大一点。 但是，低收入群体在考虑如何提高粮食价格、提高多少时，确实必须慎重。
新京报:你认为应该如何抑制粮食浪费行为？
樊胜根:从技术角度来说，购买时不要买太多，为了减少损失必须有计划地购买。 我认为客人在外面吃饭时需要适量。 当然，酒店等零售领域也需要提高技术，改善技术应用可以比较有效地减少食物浪费。 另外，粮食和食物的输送、加工、储藏也需要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提高效率，减少浪费。 总之，从粮食生产、运输、仓储到餐桌的费用各环节的浪费现象需要进一步减少，以有效应对粮食安全问题。
万建民:通过推进教育，让公众自觉节约习性，创造文化风俗和社会风气:以节俭节约为荣，以浪费粮食为耻。 另外，是经济杠杆。 粮食价格必须根据市场行情适当调整，介于涨幅的空之间。
文|新京报记者肖隆平实习生龚正杨
胡杰校正吴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