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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太平洋战争末期的1944年7月3日，为了阻止美英和重庆、重庆和中共的合作，防止美英、苏联的手对抗日本，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决定了“对华作战推广要领”。 其中包括以下方针: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根据地被称为“延安政权”(暂定)，其管辖的军队，需要我讨伐的，被称为“匪徒”。 除了不得已以外，必须避免“反共”、“讨伐共”、“灭共”等称呼 尽可能不使用“共”的名称 日本至今为止称中共势力为“共匪”等，现在政府承认是第一个有根据地、独立的“延安政权”，要求慎之又慎“反共”、“讨伐共”、“灭共”等词。 如下文所述，将这一“容共”政策，或中共的引入政策提高到国策的是日本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但在政府层面推行这一政策的是外相重光葵 对重光来说，中国推广“容共”不仅仅是推广和谋略，而是国际政治观和战后亚洲形势的基本评价的反映 重光葵陆军和政府内部在1944年下半年讨论了“容共”问题，与战争末期的国共关系、日本对苏关系密切相关 那么，重光葵在考虑这个问题时是如何注意评价当时的国际关系的呢？ 这个问题和中国当地驻军进行的对比共产主义的推广有什么关系？ 本文就这些问题进行考察 一、延安和重庆这位长他消得知上述推广要领时，中国派遣军表示反对，“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对华北军(华北方面军)的讨伐共方针和指导《国民政府》的从事，影响很大”。 对在华北开展大规模反共推广的华北军来说，这一要领意味着有必要改变过去的政策，改变为“容共”。 华北军队一直依靠华北特别警卫队进行大规模的治安战，破坏和打击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活动，压制中国共产党势力在河北省活跃的游击战。 因此华北军反对该推广要领是很自然的 在华北军队的强烈反对下，中国派遣军与陆军中央谈判达成了“纯粹是谋略行为，而且是非同容”的一致见解。 1944年8月10日，新的《延安政权推广谋略实施要领》以参谋总长的指示形式再次传达给中国派遣军及华北方面军 新要领的目的是“中国共产党等待延安地方政权，政策的要点是促使延安政权取消抗战的名义”。 在此基础上再次传达了7月3日的决策副本，强调了推广要领的“延安政权在政治上是事实上的地方独立政权，思想上从共产主义向民族主义过渡”。 值得注意的是，新要领承认延安政权在政治上是“地方独立政权”，思想上认为“正在从共产主义向民族主义的转变”。 总之，当地驻军没有积极实施这一要领的意愿 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将上述延安妥协政策提高到国策水平 战争指导班成立于1939年，之后名称、组织定位发生了变更，是陆军和外交部与海军等协调制定重要对外政策的部门 从1944年初开始，转向日本共产党脱离的锅山贞亲和佐野学进出战争指导班，多次宣布与成员进行会谈 战争领导班子关注他们中国共产党的解体 锅山在参谋本部中国课长晴气庆胤上校的指示下，于1944年2月前往北京研究中共动向，2个月后提交了题为“中共的优点和弱点”的报告书。 其重点是: (1)延安政权是在边境地区有根据地的独立政权(2)应该考虑与延安进行和平谈判，但不能忽视莫斯科对延安政权的影响(3)延安政权与蒋介石政权不同，非常廉正，但真正的共同 这些解体在战争指导班内得到共鸣，成为制定上述“对华作战推广要领”的基本资料 在锅山、佐野对中共的解体中，战争指导班特别观察到，不仅中共具有政治独立性，“不仅苏联，美国势力也相当渗透到中共”，这也是重光葵强烈意识到的事态 重光通过战争领导班长松谷诚上校得到了这些情报 美国的势力已经渗透到中国共产党的注意中，相当正确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政策，基本上通过支援重庆政权维持了一元化的对日抗战体制，促进了联合政府的建立，但国共关系非常脆弱，令人头疼 到1944年，美国加强了对重庆政权独裁制度、腐败现象的批判，但对延安(共产党势力)给予了更高的评价，开始对其寄予更大的期待 同年夏天，美国和中共接近，被派往延安考察中共势力现状的迪克西使节团爱默生就共产党领导人于1944年11月7日为访问延安的罗斯福总统的个人代表赫尔利举行欢迎派对一事说:“中国共同 1972年尼克松从未向毛泽东干杯”。 美国重视共产党，与重庆政权在日军第一号作战(大陆打通作战)中很狼狈有关 上述推广要领，简单来说就是借用第一号作战的军事成功追求政治效果 1944年4月，总军(中国派遣军)动员了50万人以上的兵力实施第一号作战，试图贯通中国大陆交通线 其首要目的是占领决定中国战线形势的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的美国空军基地 国民党军队在这次作战中经历了重大挫折，共产党军队的势力大大增加 1944年是根据地军事力量加强、局部反攻开始的一年，第1号作战也创造了有利于反攻的条件 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的正规部队，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对日抗战中的力量比显着提高，1944年增加到78万人，1945年增加到131万人 另一方面，抗战初期抑制民主，反复强化“一党独裁”体制的国民党(重庆政权)表示，将应对国内的民主化要求，在外国援助下进行宪政 但是，行宪的承诺成为了包括强烈批判国民党独裁体制在内的更广泛的民主化运动(第二次宪政运动)的导火索 1944年9月，在批判国民党独裁的浪潮中，各民主政团成立了“中国民主同盟”，应共产党的政治要求主张废除一党专政，各党各派共同组织了“民主联合政府”。 在此期间，国共两党开始就制宪问题进行谈判 1944年5月2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实行民主主义政治制度、承认中国共产党及所有爱国政治团的合法地位、保障地方自治行政等20项要求。 但是重庆政权在一党专政问题上没有让步，没有接受这些党首的要求 重庆和延安之间的这种矛盾也由日方掌握，当时有报告称“国共论战还在继续，内乱的危险还没有消除”。 总之，日军1944年上半年实施的军事攻势(一号作战)和广大中国人民要求民主政治压迫重庆政府，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体制中的分量，也影响了日方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 1944年，参谋本部认识到:“中共的本质与重庆政权不相容，但该政权乘机多次抗战，在该占领的地区巧妙地培育和扩大势力，形成了与重庆政权对抗无关的半独立政权。” 必须正视这个现实” 一贯以中共势力为“灭”对象的陆军中央及当地驻军也开始改变 中共认知的一些变化，也影响了日本对中、对苏政策 南京中国派遣军总军司令官畑俊六看了上述“延安政权推广谋略实施要领”，说“‘容共’政策”“为了讨好苏联”。 但是，对延安政权的妥协(“容共”)面对战局的紧张，考虑到对苏关系的结果，确实是当时的普遍看法 特别是对面向1944年秋天对美决战(菲律宾战)的参谋本部来说，稳定日苏关系是“绝对要求” 并且对延安政权采取妥协政策，承认延安是独立的政治势力，实际上超越了对苏关系的范畴，给日本外交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选择 二、改变了中共态度和对苏外交对中共认知的一些变化，首先对重庆的和平事业提出了新的展望。 开战后，日本对重庆政权和平事业的一贯方针都是委托给南京“国民政府”，日本政府不直接参与 但是“南京政府”的态度是，要实现包括重庆政权在内的“全面和平”，首先前提是加强“南京政府”的政治力量，对与重庆的和平谈判没有热情 中国派遣军和参谋总部也对通过“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表示怀疑 成立于1944年7月的小矶国昭内阁调整了停滞的重庆的努力，使之具有新的特色 其一，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发生变化后，出现了利用苏联的观点。 例如，1944年8月19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的《战争指导纲要》规定:“应该对重庆迅速启动协调统一的政治工作，处理中国问题。 为此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苏联”。 利用苏联，是以“承认并尊重中共的角度”“允许苏联力量进入中国”为条件，完全利用苏联对重庆政权及延安政权的影响，还是委托苏联在日本和重庆之间中介和平，利用苏联促进“中共事业” 另外，陆军省部的基本对外政策“基于今后应该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的对外政策战略指导要领”预测，如果“扩大”对延安政权的妥协政策，也有可能通过苏联的中介展开对延安和重庆的和平努力。 这表明，正如战争领导班子设想的那样，也将与延安政权直接接触纳入视野 但是，关于具体的做法，参谋总部也表示“完全无法着手”，结果没能打开延安路线 另一方面，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关于对苏外交的调整方案，于1944年8月下旬向莫斯科派遣特使，让苏联调停“帝国和重庆(包括延安)结束战争，不得已的情况下与延安政权妥协停战”，鼓励苏联对德妥协。 进行这一谈判，日方必须向苏联提出的条件是: (1)废除日德防共协定，(2)转让南桦太，(3)满洲非武装化或转让满洲北部，(4)重庆统治地区进入苏联势力范围，日本占领地区进入日苏势力的“混合” 上述构想的特点都明显是以苏联对中国共产党、重庆的影响为前提的 但是，重光外相不希望开始需要具体代价和让步的对苏谈判 重光在9月15日召开的战争指导会议上的发言中表示，事务部门完全撤回了迄今为止反复研究的方案。 他说:“提案中止至今为止的研究的所有对苏谈判，对日苏间共同问题进行理念性的研究。” 所谓“理念方面”，是以1943年11月《大东亚共同宣言》的各项基本为核心的“大东亚新政策”和关于防共意识形态的独特见解 实现了日苏关系“保持静谧”的日本外交的唯一目标，1944年2月刚下定决心将北桦太的石油煤炭权益转让给苏联的重光，为什么为了避免进一步让步的对苏谈判而表现出这样的姿态呢？ 重光在1944年11月斯大林发表演说后，给佐藤尚武大使打电话，要求他探索关于中国问题“达成某种区域性意向(例如日苏中三国在国共双方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实现妥协的同时缔结安全保障条约等)”的可能性。 重光说，为了在世界范围内与苏联妥协，美英在欧洲和中国都倾向于容忍“共产主义势力”。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具有“全国势力”，所以为了调整日苏关系，有必要承认中国的“民主主义”。 因此，“日苏妥协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在中国打着防共的招牌，允许民主主义”。 在东条英机内阁时代，重光向东条进言，为了改善日苏关系，有必要在华北“改善与共产党军队的对比方法”。 这个提案在小矶内阁时代成为现实的需要，在中国采取“容共”政策是与苏联妥协的关键 重光对刚入阁不久的东条首相说，中国北方的共产党军队“很难用武力镇压”，他说，如果使用“诉诸政治手段、不使用武力的方针”，将对以中国军队为“对日前哨”的苏联产生“缓和效果”。 从这个观点出发，重光开始支持在中国实施“容共”政策 只是，“容共”政策只是引导苏联走向对日妥协的重要手段 重光认为，如果这一手段奏效，“将为加强日苏中立条约乃至保障安全奠定缔结日苏条约的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说服苏联的重要材料是强调“不干涉内政”和“尊重民族主义政策”两个基本。 只强调这两点，与大东亚新政策密切相关 重光认为，推进“容共”政策，日本有必要考虑两个问题。 第一，日本的国策是不容忍共产主义，如果容忍的话就和日本国策矛盾，所以通过“不干涉内政”来应对。 其二，日本的《大东亚宣言》等东亚政策是“以东亚民族的解放和独立为目的”，应该强调“与苏联的民族政策一致”。 对重光来说，采取“容共”政策作为对日妥协手段的最大问题是苏联以“民主”(民主)的名义“欧洲红化”后，谋求“东方红化” 东条内阁时代在提到“世界赤化”问题时，敦促东条观察中国共产党的动向，作为防止“东方赤化”的手段，说“推进对华新政策和缅甸独立等东亚新政策”，但现在这个观点已经成为现实。 因此，为了谋求对苏妥协，他主张“大东亚新政策”和苏联的东亚政策在“尊重民族主义”这一点上不变。 然后，正如他在第85届议会上演讲的那样，通过确定强调“支配形式、指导理念是内政问题”的逻辑，试图防止“容共”引起的“红化”问题。 对莫斯科的佐藤大使也承认:“使用民主并不是对任何国家都无条件承认的，所以作为我们的方针，应该随时表明不干涉内政的大纲。” 但是，佐藤大使怀疑这样的切入问题是否比较有效 佐藤说，日方试图使苏联同意《大东亚新政策》的方法意味着放弃俄罗斯革命以来日本的反共政策。 这个“作为大战下的日本来说极其困难的问题”，只有中国没有与共产党军队为敌，还是非主义的问题，但据说“如果为了和苏联合作而容共，就会放弃帝国多年的态度，产生连锁的影响”。 从重光来看，“防共”和“容共”互为表里一致，必须把两者作为对外政策问题来看待 他分析说苏联的对外政策，即建设帝国主义国家的一面和“在全世界实现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一面。 特别注意苏联巧妙地运用亚洲民族主义政策来满足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需要。 换句话说，在国际关系中，“思想及主义问题必须直接作为外交政治问题来解决” 从这种观点来关注中国形势，重光说:“在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事实上是傲慢的，从帝国的立场来看，不得不默认这是实际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了‘容共’政策)。” 重光战争末期的中国政策是以这样的认知为前提的 三、帝国政府声明( 1944年7月)背景的另一份近卫声明对1944年8月的中国形势，重光的注意如下:美英为了防止因日军在大陆的攻势而陷入困境的重庆政权脱离抗日战线，加强了军事援助 但是，据美英报道，重庆军“不像在打仗，与抵抗共同敌人的友军——共产党军水火不容，不仅没有政治融合，还被大军包围，形成了对抗局势”。 尽管如此，由于美英想维持国共合作，将其力量转向抗日，所以使重庆政权脱离美英非常困难，“最终，除了国共妥协以外没有别的出路”。 但是，国共妥协也不容易，“只不过有共产党军队形成压倒性的特征，蒋介石的势力成为指导的核心这两个结局”。 也就是说，重庆政权陷入困境，但由于有美英的支援，摆脱抗日战争非常困难。 国共不久就会走向妥协，在这种情况下对苏联延安的支援是关键 基于这样的预测，重光认为日本应该采取以下政策 “日华事变以来，日本把蒋介石政权和共产党政权这两大相互抗争的势力集结在抗日旗帜下，用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对抗”，但他认为“现在的军事状况是，把共产党军队和重庆军结合起来，用自己的力量继续对抗，不是明智的策略”。 因此，在军事上，“作战的目的是清除英美军事基地，驱逐美英势力。 关于中国民众，应该表明不得已要和不应该以此为直接目标的中国军队战斗”。 换句话说，“在中国，比起武力讨伐，更有必要将重点转移到对民众的政治事业上”，“继续武力政策，将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美英怀孕，与苏联的利害冲突”，即使能避免武装冲突，苏联也会敌视日本，日 因此，“把美英赶出大陆，不恶化与苏联的关系，至少把中国问题纳入轨道”是上策，但这需要彻底实施“对华新政策” 重光还说:“团结共产党军队和重庆的力量，对我们最不利。” 因此，我们必须调整与共产党军队的比较战略，以不同的态度应对重庆……在军事上驱逐美英侵略势力，在政治上无论重庆、延安、南京，中国人都必须努力减少与日本的障碍”。 1944年9月13日，“华北政务委员会”经济局监督兼联银总裁汪时璞访问重光 汪说:“日本怎么看重庆和延安？ ”。 重光回答。 “无论重庆还是延安，日本都不想与其为敌。 我想在这个前提下维持局面……日本希望把英美势力驱逐出中国，中国人自己统治中国。 那时，日本对中国的政治不进行任何干涉 “而且，现在中国存在重庆、延安、南京三个政权，也许延安政权希望统一中国的人不多……在南京政府和重庆政府之间尝试和平工作，在重庆、南京、延安之间实现谈判的和平统一 汪时璞追问:“重庆可能不希望战争结束后日本撤出军队……他们不希望马上撤退……八路军的势力已经渗透到各地是事实。” 听了你的话，日本似乎承认重庆、南京、延安的地位平等。 对此，重光说:“在日本看来重庆和延安都是中国内部政权，没有特别的区别。 回答说哪个好”。 无论如何，只要不与日本为敌，并且有维持时局的方法，日本就会接近它……总之，日本的敌人是英美。 延安城门总而言之，重光外长的中国政策，在军事方面以驱逐美英势力为目的，承认在政治方面存在重庆、延安、南京三个政权，不介入政治，贯彻“对华新政策”主旨的“中国人统治中国”。 重光在驻华大使时代，最大限度地承认了自己主张的“对华新政策”，即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南京政府”的“自由”，促进了“南京政府”的早期自主自立 重光认为，如果能构筑这样的关系，重庆政权将失去“抗日名义”，为日中全面和平奠定基础。 1942年御前会议决定的《新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废除日华基本条约( 1940年)，缔结以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为基调的新条约(日华同盟条约)。 即，《日华同盟条约》的缔结和《南京政府》促进自主自立的目的表里一致，但这与追求与重庆政府和平实现的参谋总部和当地驻军的意图相矛盾 1944年7月5日——即决定《对华作战推广要领》的两天后——发表的《帝国政府声明》反映了重光的上述思考和观点 声明说:“我军这次在中国采取的行动，是为了破坏美英侵略图霸的企图，中国民众自己站在一边，忽略排除协助美英的人，即使是重庆方面的军队，也不是我的敌人。” 该声明与第二次近卫声明---第一次声明中的“帝国政府今后不理睬国民政府”极为类似，写道“像国民政府放弃以前一贯的政策一样……我方不会拒绝”。 事实上，该声明是参考几次近卫声明起草的 但是，重光参与制定的《延安政权推广谋略实施要领》和《帝国政府声明》没有得到当地驻军的理解 因为，“容共”政策自不必说，重视重光的“对华新政策”也妨碍了当地驻军的组织反共推广。 在华北组织开展“治安肃清”以对抗中共游击战的华北方面军(华北特别警卫队)尤其如此 这方面军在总结1943年行动时这样指出。 ……结果，民众对新政权的期待令人失望，中共方面的推广完全正确，这是可怕的结果。 新政权的腐败堕落，一方面使民众在思想上期待新政权的抗日，产生利敌效果，另一方面又带来对共产党的直接或间接援助的结果 重光的对华政策，既然日本承认了“南京政府”，就有必要从“中国统一论”的角度出发，“不违背大义名分的大道，重视国际信义……贯彻执行对华新政策”。 换句话说，他的政策侧重于放弃重庆员工，加强南京的“国民政府”推进和平员工 因此，他对小矶国昭、宇垣一成以“废除‘南京政府’”为前提的重庆事业一贯持批评态度 小矶、宇垣的“《南京政府》废除论”来自旧的中国观，即“中国绝对难以统一管理，更何况《南京政府》薄弱”。 中国必须至少划分为河北、蒙疆、华中、华南等地区” 但对重光来说，中国民族是应该获得自由和独立的“非解放民族”，尽管存在重庆和南京两个政府，中国的主权迟早也要恢复，延安也不例外。 因此，他在《延安政权推广谋略实施要领》中确认了延安政权在政治上是“地方独立政权”，在思想上从共产主义向民族主义转变 但是，尽管在“中国统一论”的基础上以中国民族的准明确位置为主权恢复的对象，我们还是继续支持显然不能成为中国政治主体的“南京政府”。 由此将重庆的事业作为“南京政府”的取消论”而拒绝的是中国政策的矛盾，这种矛盾使他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四、与“延安政权”妥协的政策局限战争末期的对苏妥协政策、大陆的“容共”政策(与“延安政权”妥协的政策)，被日本部分领导人认为是共产化的威胁 例如，1945年2月14日，根据敕令参拜的重臣近卫文麿(原首相)在天皇面前朗读的所谓近卫奏折说:“亲苏的气氛似乎越来越浓。 有些人主张，无论做出什么牺牲，都必须和苏联握手。 也有人会考虑和延安合作”。 奏折说，苏联以“公开承认共产党，允许共产主义者入阁”的形式，“近期对日本的内政插手，似乎危险并不空洞”。 近卫奏折映出的危机感不奇怪 影响近卫奏折的人物之一是参与制定《大东亚共同宣言》的外交部搜查局第二课长尾形昭二。 从1944年开始，尾形应近卫等重臣的要求，多次进行了国际形势的分析和证明 近卫手头留下了一些资料，类似地通过尾形提交过相关方面 其中一个强调苏联势力打算入侵欧洲和东亚，其论述如下。 苏联趁着资本主义各国互相激烈抗争混乱、力量减弱的机会，试图通过建立亲苏容共政权来获得“扶植势力”。 在东亚，现在的斗争主要是通过“反帝国主义，即在半殖民地和附属国推进解放斗争”来“建立民族统一战线”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面对亚洲前卫” 其实，在中共势力下已经成立了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日本反战同盟，其影响波及到了日本本岛以及朝鲜、台湾——这种解体与上述近卫奏折完全一致 另一个是木户幸一 据说1945年3月3日，故交宗像久敬来访，必须和美英直接谈判和平。 木户回左右战争走向的是苏联，与美英的直接谈判不在话下 而且他说，德国投降后，苏联要求成为调停者，如果日本不接受，苏联可能会诉诸武力。 那样的话可能要求日本允许共产主义者入阁 但是，日本根据条件，表示:“什么是共产主义，现在看来也没那么可怕。” 全世界都不是共产主义者吧？ 欧洲也是如此，中国也是。 只剩下美国了吧。” 在树外谒见近卫的宗像在日记中承认:“日本是坦率的、和美的(除了时期)，是接受民主主义，拥护皇室和国体，还是和苏联携手实行共产主义，是个大问题。” 由于担心共产主义渗透的危机感，产生了两种和平论 一是近卫等人的观点，为了不使日本共产化，应该尽快和美英直接谈判和平。 二是到现在为止，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共产主义渗透的条件下，应该委托苏联调停和平。 政府最后选择了后者，但没有发生“国体崩溃”，不能无限制地允许共产主义 于是有了第三个和平论构想。 也就是说，以在中国的“容共”为手段，争取“日中苏合作”。 即，日本政府以承认中国共产党独立的“延安政权”为前提，利用对中国共产党有影响力的苏联谋求延安政权(共产党)和重庆政权(国民党)之间的妥协，或者让苏联在日本和重庆政权之间调停和平 也就是说，用“容共”政策吸引苏联和中共，为日中合作创造条件，把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战争和对美英的战争分开了。 推进这个构想的重光外相的观点特征是，除了“容共”政策之外，日本和苏联主张“东亚解放”、民主主义尊重也有共同点 日中苏合作的构想在1945年4月中旬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通过，在6月开始的广田弘毅和马利克( yakov malik )的会谈中也提到了该构想。 但是，众所周知苏联没有被接受 这个构想本来就是幻想 正如佐藤大使批评的那样，在美英苏中在开罗会议上加强团结的形势下，在中国推进日中苏中合作是不现实的 美英虽然对蒋介石政权失望，但支持重庆政权的态度并不松懈，反而与共产党和解，团结一致努力赢得抗日战争 1945年1月初，佐藤大使在克里姆林宫访问了莫洛托夫 日前，伊兹比斯亚报报道，重庆政府没能打败日军是因为没有与苏联合作。 佐藤大使用探究对这篇文章角度的方法，询问了苏联对中国的基本政策 莫洛托夫说，“中国确实有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军队，但他们是否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genuine communist )受到质疑，苏联也不支持。 苏联的基本政策是不干涉内政” 这个答案等于婉转地否定了日本通过“容共”政策诱发苏联对日妥协的构想 战争末期政府和军队领导人对国共关系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苏联对中国共产党产生强烈影响，两者关系密切的认识形成的 但是，实际上莫斯科和延安的关系并没有日本领导人想象的那么紧密 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在美舰“密苏里”号上向联合国投降 为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签名 结语自1935年《广田三大体》发表以来，“防共”是日本在中国推进军事行动的辩护有力依据 但是，随着中国战争的规模扩大，很难结束，“防共”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 1938年11月发表的东亚新秩序声明煽动人们对欧美的恐惧，以将欧美势力驱逐出东亚。 但是，尽管“新秩序”追求的前景不明确，但模糊了“共防”的对华外交目标，在中央政府层面失去了实质性的内涵 “防共”也是日本驻华北的依据 日本于1940年11月批准汪精卫政权时签订的《日华基本条约》要求日本在华北拥有国防和经济方面的优先权，中国除了必须承认“满洲国”外，还制定了“共同防卫共”的目标，为此在第3条中提出了“蒙疆和华北之一” 在1941年4月开始的日美谈判中，日本的最终目标无非是说服美国向中国(蒋介石政权)承认日华基本条约，处理中国问题。 因为对日本来说，中国接受了《日华基本条约》，意味着政府没有放弃陆军坚持下来的华北驻兵。 据在日美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陆军省军务局大佐石井秋穗介绍，日本政府在谈判中坚持主张在华北蒙疆地区永远的“防共驻兵”，认为“如果具体证明华北共产化的实际情况的话……美国可能会更加顽固，可以理解。” 日本投降了，但开战后，稳定对苏关系(保持静谧)成为战时外交几乎唯一的目标时，“防共”成了废语 重光推进了《日华基本条约》的废除、《日华同盟条约》的缔结，意味着已经放弃了在中国的“防共”国策 但是，对于一直为反共而战斗的华北当地驻军来说，放弃“防共”就等于失去了军事行动的正当目的的根据 这种事态无疑是战争末期的日本外交战术和军事战术背离、逐渐混乱的象征 (本论文为《抗日战争研究》年第一期，作者波多野澄雄、日本筑波大学名誉教授、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主任。 译者袁广泉，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信息允许转载，省略原文注释 (本文来自澎湃信息，越来越多的原始信息请下载《澎湃信息》ap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