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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深挖退欧公投，我们越无法预知最终后果，不管是在这辈子还是下辈子。可以明确的是，全部预测都是浪费纸，而就表演艺术来说，从任何操作层面看，少了就是少了。退欧公投结果刚出，我就听到了不少对英国和欧陆之间巡演和歌剧项目交流的担忧。就说最基本的，现在科芬园皇家歌剧院要是临时想从都灵召唤一位爱沙尼亚首席女伶来救场，恐怕她都赶不上演出，因为她得先申请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从业许可证，然后还要在希思罗机场入关处排那个“外国人”的非人长队。整个夏天歌剧院领导都在研究备选方案。
英国艺术界，没有一个体相信退欧会是件好事。艺术草根的前景就更惨淡了，这从我社会交往媒体里千万条乐手的抱怨就能看出。既然预测无用，我们只能且行且看。然而无可辩驳的是，当夏季音乐节结束，现实世界重开票房时，一切都会改变。地平线萎缩了。期待更低，抱负打折。分割线已经画下。
就这一些，允许我直言，并不是坏事。过去二十年里，不管是体育还是艺术，标准不断提升，票价也水涨船高，公众开始抱怨初心的失落。2005年2月14日那个周一晚上温格派出的十六人阿森纳阵容竟无一个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或爱尔兰人，温格未受责备，因为他的混血军团以五比一大败水晶宫队，但那天晚上，有些东西不复存在。球员和公众的纽带被扯断了，大家以为专业球员总该是土生土长脚尖有灵光的孩子，但一支无国界不讲血统的球队打破了这种假设。
体育如此，艺术也如此。在追求卓越的过程中，艺术精神被牺牲了。如今占据英国艺术顶级职位的都是外国人。威尔士新千禧艺术中心雇了两个澳大利亚人当领导，爱丁堡艺术节的头也是澳大利亚人，三每个人平均无特别之处。英国国家歌剧院的整个演职员表都是美国“顾问”马修·艾普斯坦钦点的，他喜欢雇爱打拼的美国人，还有一点波罗的海国家的廉价艺术家（有的技术很不错）。英国国家歌剧院的初衷是培养英国艺术家，结果成了来者不拒的“x因素”。
科芬园皇家歌剧院的总监是丹麦人卡斯帕·霍尔滕（kasper holten），他在六年中有多个善举和勇举，但从未赢回曾经热心的观众的信心，以及永远紧张的董事会的支持。他请来的有些指导极有启发，但也有“导演制歌剧”派的欧洲垃圾，这些人近几年将拜罗伊特变成了观众笑料。霍尔滕明年三月将离开科芬园，给英国留下了一个难题：我们该往哪里去？
我奇怪为何大英博物馆的新馆长公开招聘最后花落哈特维格·费舍尔，大家连眼皮都没眨一下。他是德国艺术史家，还有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美术馆的馆长马丁·罗斯也是（罗斯在德累斯顿曾是费舍尔的前任），两人都是极有成就的策展人。但这些机构的功能首先是服务英国公众，然后才是世界。这一使命在董事会议室、高级猎头和欧盟主导的均等机会和劳动力自由流动之间的多重互动中渐渐被遗忘了。
退欧提供了一个机会反思这种身份危机，矫正势在必行。不必扯上仇外或保护主义，仅需铭记伟大的凯恩斯在战后呼吁的本土自足即可——“让乐趣的英格兰用自己的方法乐趣吧！”这口号曾将不列颠艺术从乡村味的停滞状态中唤醒。退欧时代会要求歌剧院训练越来越多英国本土歌手，而不是一个送他们去德国的八十几家歌剧院学习。此外，培养新一代本土艺术管理人才的从业也已经拖了太久。
有一个例子可以强调我们和欧陆的差异。德国和法国都提供相当高的艺术津贴，视之为无需辩论的公民权利。而在英国，这权利七十年前才由凯恩斯争取到，每次政府换届都得重新说明正当性——在特蕾莎·梅手里就更不容易了，她已火速请走了前内阁中两位艺术支持者乔治·奥斯本和迈克尔·戈夫。不要紧，反正英国艺术已经被垂死挣扎锻炼得炉火纯青了。这就是我们的生存环境。
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循规蹈矩的艺术委员会培养出来的死气沉沉的依靠文化，转而支持乡村歌剧院的反常增长——先是格林德伯恩（1934），然后是飞速快速发展的后辈盖辛顿（1989）、拉夫伯勒（1991）以及两大互相竞争的田庄歌剧企业（1998，）。它们都是没有补贴的民间机构，灵感源于不列颠的风景和气候。多个人相信拉夫伯勒上演的指环系列（在一座谷仓里构思成型）要比近年来拜罗伊特的任何制作更贴近瓦格纳的人文主义本意。同样，我今年夏天在盖辛顿观看的《叶甫根尼·奥涅金》的演出是最为提振人心的。
巨蟒剧团曾经吟过：“应该总是看到生活的明亮面。”我们必需如此。但退欧未来的风险和损失不容小觑。英国艺术已经被欧洲委员会拒之门外。退欧支持者所拥抱的岛国狭偏如今被分道扬镳的前盟友强加于我们身上。机遇的大门逐个关闭。英国艺术面临二战后最大的挑战：孤独和自我怀疑。现在我们只能准备付出艰辛的血汗，还有多个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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