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6933字，读完约17分钟
李立峰、香港中文大学信息传递学院院长、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传播学博士认为第一项研究是情报学、政治传递、舆论研究、媒体和社会变迁等很有趣 该专题包括mediaandprotestlogicsinthedigitalera (数字时代的媒体和抗议逻辑)、communication、publicopinionandglobalizationinurbanchina (中 包括themainstreampressandpublicopinioninhongkong (广播谈话节目，香港主流媒体和舆论)，论文见传播学、社会科学等行业重要刊物 internationaljournalofpublicopinionresearch (国际舆论研究杂志)、包括media的culture&society (媒体、文化和社会)、chinaquarterly (中国季刊)、ASian suarterly (中国季刊) socialsciencejournal (社会科学期刊)等，也是学术杂志chinesejournalofcommunication (中国发布杂志)的主编和masscommunication&society (大众发布和社会)的副 年，中国改革开放迎来了40周年 40年前，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幕，传播学从西方传入中国，当时正好像新鲜空气，刷新了国内情报学界的耳目。 在媒体变革推进传达结构和社会权力结构重建的时代背景下，经过40年的高速发展，传播学再次站上了新的历史节点 已经没有混乱之年的中国传播学，在这片富饶的学术土地上如何更好、更迅速地发展，是当前中国传播学家必须尽快面对和负责的重要时代使命 年以来，中国信息传递学界组织了许多关于传播学40年的会议，发表了一点专题报道 从学术界的反应和成果来看，其中不仅总结经验和成绩，还增加了反省的声音 中国传达学科的迅速发展应该从哪里去？ 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向往和不安的问题 最近，记者采访了香港中文大学信息传达学院院长李立峰教授 有中西兼备的知识背景和视野，现在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信息传递学院的他对中国传播学40年来的迅速发展怎么看？ 中国内地传递学界和香港传递学界应该如何加强良性互动？ 李教授的独特身份确实提供了与内地学者不同的视角和构想 把本土特殊现象变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对象《中国社会科学报》: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香港中文大学是西方传播学在内地扩展的重要桥梁，香港中文大学和中国内地传播学的迅速发展可以说是有特殊起源的 如何评价中国传播学40年来快速发展的获得和丧失？ 如何理解香港传达学界与内地传达学界的关系？ 李立峰:我肯定没有资格评价中国传播学40年来的快速发展，但我可以谈一点个人注意和对历史的认识 10月初，在重庆传播学会议上，香港和中国内地的传播学发展迅速，可追溯到70年代后期。 1977年，美国传播学史上重要人物施拉姆( wilburschramm )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创立了硕士课程。 1978年，李金铨教授获得博士学位后，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助理教授 迄今为止，香港中文大学信息传递学系的上一代学者们，如佗也鲁教授、魏大公教授等，虽然是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实际上很少进行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研究 所以，可以说1978年也是传播学研究在香港发芽的一年 当然，这一历史的追溯是中国内地和香港传播学始于1978年的过去的构筑，并没有从那一年开始取得多层次的研究成果 在香港，李金铨教授第一次在中文大学教书只有四年，没有做过很多以香港为对象的研究 他可能在那个时期为香港传播学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培养了陈禄文教授、李少南教授、苏键机教授等重要学者 1986年陈禄文和李少南两位老师回到母校教书，加上朱立教授和其他几位中文大学和浸礼大学的学者，80年代后期，关于香港媒体和社会的学术研究真正开始了 香港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完全向外开放的国际城市，大学学者大多从英美著名大学学习回来 这些学者一开始置身国际学术界，研究香港媒体的问题时，他们意识到将香港的问题概念化，把本来就是本土的特殊现象作为普遍的研究对象。 1991年陈禄文和李金铨的两部著作massmediaandpoliticaltransition (公共传播和政治转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香港回归本来是一个独特的历史过程，但两人在书中把香港视为“社会实验室”，指出回归的过程，展示了信息媒体如何应对权力结构的变化 他们在书中提出的“适应政治”、“间歇性重复”等概念和现象，以及由这些概念构成的框架，可以用于分解其他转型社会中的媒体变化 中国内地传播学发展迅速，但有非常不同的轨迹 改革开放开始后，内地的学子们并没有与国际学术界实时开展深入的交流和频繁的交流 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从中国内地留学海外的传达学者包括我的硕士论文指导教授潘忠党、之后有机会在香港城市大学工作的前辈祝建华教授等，在美国学界已经享有一定的声誉 从90年代开始，香港也成为内地传递学界和国际传递学界接轨的桥梁 以上所说的在香港和美国的中国传播学家们的少量著作，大致也是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早期古典 另外，香港城市大学的青年学者访问计划和香港中文大学一年一度的商家坊等，在香港和内地的传达学界有越来越多的交流，也有助于促进传播学研究吧 当然，随着社会、经济和学术界自身的迅速发展，过去十多年来，内地的传递学界直接与国际接触较多，许多优秀学者以各种身份从欧美回到内地协助学科的迅速发展，年轻一代学者接受的训练也越来越严格 不可否认，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传播学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国际上也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传播学理论创新的做法论《中国社会科学报》:通过问题的概念化具有普遍意义，是学术研究本土化的重要途径。 你怎么看待中国传播学理论创新的未来探索方向？ 李立峰: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播学一直以理论范式的交替为中心 我在美国读研究院，读英语文献，但那些都不是特定地区的理论和研究。 比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如果是在阿尔及利亚野外调查的基础上迅速发展的话，从什么意义上来说实践理论是特定地区的西方理论呢？ 后殖民主义思潮的领袖，非洲和南亚系的思想家不少，后殖民主义是特定的地域理论吗？ 20世纪70年代传播学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讨论多少与当时政治经济学中的依赖快速发展( dependentdevelopment )理论有关，依赖快速发展理论的主要倡导者是南美学者，南美是特定地区的一部分 这么想的话，我们在强调特定的区域化及其消除时，是否无意中将“外来的”等同于泛区域中心的东西，忽视了外来理论和研究资源也有一定程度的多样性呢？ 就像来自欧美社会经验的所谓“西方理论”一样，内部也有很多杂多样性和不同的水平 社会学家有时将社会学理论( sociologicaltheory )和社会理论( socialtheory )分开 对一位学者来说，社会理论是指特定时期对社会的理论描述和概括，包括例如“液态社会”和“风险社会”等社会学家对现代和后现代社会的论述。 社会学理论是关于人们与社会共存时出现的基本问题的理论，包括例如象征性的互动论 这样划分的话，社会理论自然只能适用于它说明的社会，社会学理论应该具有很高的普遍性，比如我们应该把什么称为行动，意味着什么，什么称为权力，大致上什么都没有西方。 因此，单纯地消除西化和泛区域中心论也有可能忽视不同类型的“西方理论”之间的差异和一个理论中不同层次之间的差异 现在的传播学研究往往以西方社会为自明的“常态”，学者必须在其他场合进行研究，证明领域的特征，为研究结果的普遍意义而努力 但是，如果我们的目的不是呼吁欧美学者，而只是关注我们自己应该如何研究，理论观点是否来自西方，并不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或者，需要注意理论观点的背后是否有与特定字段相关的假设，但西方vs东方这种简化的双重对立对我们解决问题没有什么帮助 生产去西化的研究不需要太有意识地西化 如上陈禄文和李金铨两人著作研究展示了解决当地问题，深入了解当时香港媒体的情况。 在拆除框架方面，他们没有被当时主流的政治传达理论所拖累，但没有抵抗英美文献提供的各种论述资源，没有忽视来自“西方”的做法论。 总之，学者应该做的是不盲目服从现有的理论范式，而不仅仅是托马斯·。 库恩( thomaskuhn )说的常态科学( normalscience )必须挖牛角尖，从本土现实中，借用适当的理论和概念资源，构建独创的框架，以严格的做法进行研究。 得到结果后，在应对本土现实的同时，试图将结果抽象一点，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 这样，研究既有本土视野，又能为国际学术界做出贡献 当然，这句话很简单，我也不能说自己的研究总是能做到这里 传播学的重要性基于研究对象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学科设置点、人员规模、论文数量等方面来看，中国内地传播学发展迅速，与此同时，传播学界也弥漫着深深的学科不安，最常见的语言是“ 香港传达学界有同样学科的“征象”吗？ 这其中的深刻原因有哪些？ 李立峰:内地传达学界的状况不太清楚，如果真的有“学科不安”的话，会变成什么样的状态呢？ 但是在香港开始读研究生时，老师和同学偶然讨论了传播学的地位问题 美国的传播学研究始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众媒体科学技术的兴起，给一些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对媒体的影响和功能带来了有趣的东西。 这种传播学是跨学科的讨论行业，研究行业由其研究对象定义，然后不同学科的人以不同的视角探讨研究对象 犯罪学例如是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以前传达各自的理论和做法以探索犯罪行为 同样，作为辩论行业的传播学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将媒体解体 这样的讨论行业当然会产生关于研究对象的理论，但这些理论的基础必然来自其他学科 因此，讨论行业有时会给人“下一等”的感觉 一段时间，欧美传播学家希望传播学迅速发展成更基础的学科，因此强调了人类的传播学信息表达( humancommunication )而不是媒体( media )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一些学者试图建立理解人类信息传播行为的模型，传播学包括人类信息表达、组织传播等行业，在这些行业中现代意义上的媒体科学技术不一定是重点 但是，从那以后，人类信息表现和组织传达研究依然存在，但在传播学中占有边缘的位置 由于各种因素，传播学总是像以媒体为对象的跨学科行业 结果表明，一位社会学家用其理论视角分解媒体不一定比传达学家更坏，往往更好 例如情报学研究的许多古典，特别是1970年代的一系列情报室注意研究，是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 从70年代开始，传播学系的很多员工都是美国传播学界的重要人物，如迈克尔·；舒德森( michaelschudson )，丹尼尔·； 哈莱姆( danielhallin )，兰斯·； 像班纳特( lancebennett )等读书时拥有的是社会学和政治学博士学位 这些都来自传播学讨论行业的性质 《中国社会科学报》:传播学讨论行业的性质，使传播学的观点越来越多样化，有技术上、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等，传播学研究似乎已成为学科过去的“十字路口”，这一现象被一点学者称为粗放的“学科圈” 李立峰:继上面的解体之后，我个人的态度，纯粹从学术角度来看，作为讨论行业也不是坏事。 传播学的重要性，简单来说就是建立基于其研究对象的重要性 在大众传播时代，媒体机构以各种方式组织和影响着人和社会 在当今的数字时代，网络、移民芳阁、物品网络等完全融入了日常和社会生活 对于这些研究对象，我们当然可以借用不同学科的理论资源，多立场切入，只要最后得到独特创造性的分解，其理论基础就是社会学、心理学或其他，不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关于是否围绕学科，取决于研究者如何对话 当人们以不同的视角介入传达现象时，大家只强调自己观点的合法性和优越性，就会出现“圈点”的状况 但是，如果大家的态度是希望对话，吸取优点，弥补缺点，我们就能对传达现象有更丰富的理解 事实上，今天的社会科学也越来越重视跨学科研究，传播学的跨学科属性可以说是其优点之一 研究的“温度”来自对传达现象的关心和好奇心《中国社会科学报》:内地传达学界特别强调反省和重构，一部分也是由于功能主义盛行，这反而增加了传达学者有思想、有温度学问的难度，使这个问题得以解决 李立峰:做有思想和温度的学问，到处都是挑战。 近年来，欧美社会科学家对学术研究也有很多反思。 例如，北欧的社会学家几个人写了一本书叫return to meaning:asocial science with something tosay，指出书名有意义，回到可以说话的社会科学，语言的意义在现在的社会科学中不太 这有点夸张，但那也没道理。 如果过分强调出版数量，或过分强调引用率等量化指标，很多学者和研究生容易在主题、理论框架、做法的选择上变得很有用，如何在短时间内多发表一些论文，这是人们现有的理由 例如，每次从媒体技术中出来，都有一些讨论采用和满意( usesandgratifications )的副本。 招聘和满意是对传播学的迅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的理论，在适当的情况和主题素材中，有助于我们理解一点现象，如果我们同时采用和满意新的应用和新的媒体工具。 对研究出版的功利主义态度，甚至引起了违背研究和出版道德的行为，在欧美学界，一稿多投和模仿并不严重，但像salamislicing (切香肠)这种现象，将完美的研究强行复制到多个副本中 这也是恶毒的，对学术研究的迅速发展只有坏处 以前，在香港中文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现在回到内地教书的青年学者有两三人。 他们向我表达了这方面的困惑，他们认为如果自己在某种类型的眼前做能做的研究，复印出来很容易，但他们认为什么主题和方向不有趣。 但是，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研究需要力量和时间，成果没有保证 在刚毕业的青年学者面前，我不会故意在道德上站在高地说话。 他们面对的学术界和我毕业时不同，我毕业时的学术界和我的老师们毕业时也不同，所以老实说，我不建议他们完全放弃任何“功能性”的研究。 但是我强调，他们也至少可以逐渐展开自己真正喜欢的主题的探索，即使不是正式的研究计划，也至少可以慢慢地从阅览和注意开始。 其实，很多香港学者都有这样的现实主义态度。 大学制度要求我们收取经费，复印，我们在做，但总是为自己保存空间，制作自己真正认为重要的东西，不限于学术研究。 正如香港中文大学朱顺慈教授长时间关注媒体素养教育一样，她是教育和研究之余，自己成立企业推进中学生媒体教育的苏钥匙机教授长期参与信息行业组织，为行业的迅速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些都是有意义的事情 《中国社会科学报》:可以结合具体例子和身边的经验，谈谈传达研究如何在思想上、温度上进行？ 李立峰: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我认为没有任何做法和妙招。 如果我们真的关注社会和传达现象，有好奇心的话，我们自然会考虑那个。 研究的过程是检查、证实或迅速发展我们的想法。 这样，我们对现象的关心和想法自然就成为研究中的所谓“温度”和“思想” 所以，我有时强调研究生要记住自己为什么想做学术研究。 我相信大部分人之所以想做学术研究，是因为首先纯粹对周围的东西感兴趣，还是因为想知道与自己的生命轨迹直接相关的课题，想通过研究和知识改善社会。 比如，我认为自己属于第一类，所以我对很多不同种类的主题很有趣。 只要对自己的主题真的很好奇和关心，研究成果就不会冷淡 传播学的地位依赖于对其他学科的输出《中国社会科学报》:据说从媒体时代开始，诞生于大众传播时代的古典传播理论就过时了 你觉得这个论点怎么样？ 李立峰:这是必然的 许多理论所阐述的现象和状况是现在社会的现象和状况，社会变了，理论可能自然就不适用了 例如，黛安( dayan )和卡茨( katz )的mediaevents (媒体事件)阐述了大众传播时代媒体事件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几年前在理论课上让研究生阅读这本书时，“90天后”的香港学 但是读过这本书的人应该知道。 两个作者的复印件很浅白，学生说自己理解不了。 大体上，这意味着他无法理解书上描绘的典礼和庆祝仪式的电视收看经验。 这当然与他在“后大众传达时代”长大有关。 但是，我想强调许多传播理论的背后是持久的议题和关心 mediaevents背后的问题是媒体与社会连接( socialsolidarity )的关系，即社会连接是如何产生的，媒体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以什么样的方式发挥作用等 20多年后，mediaevents描述的现象可能消失了，但媒体和社会连接的问题依然存在 所以戴扬和卡茨可以继续就这个问题发表新的修正意见。 例如，近年来情报学研究经常讨论“我们理解的情报业”( journalismasweknowit )是否会逐渐消失，但无论情报业的未来如何，都是公共传播( publiccommunication )的问题 所以，学者应该做的是大致把握重心问题，根据客观环境的一些变化，评价现有的理论，创造新的更现实的说法。 《中国社会科学报》:你如何看待在媒体和传播急剧变化的环境下，传播研究的未来趋势？ 那个学科的属性和地位有可能如何变化？ 李立峰:传达研究在过去十几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大众传播时代，我们研究的“媒体”是指拥有巨大资源、专业责任为生产文案而向大众收费的机构和由这些机构组成的所谓媒体系统 研究媒体是研究它们是如何工作的、副本是如何生产的、副本的特征对收件人的影响等。 但是最近十年左右，在一个重要的传播学著作中谈论的媒体是平台、工具、基础设施( infrastructure )甚至是生活环境 这是“什么是媒体”问题上的基本转变，例如从事传递哲学研究的约翰·； 彼得斯( johnpeters )几年前出版的themarvelousclouds (奇怪的云)强调了重新审视“媒体”的意义 如上所述，传播学历来是跨学科的行业，相信将来其学科属性不会有太大变化，但随着媒体科学技术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媒体和传达的问题应该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传达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最后回到香港和内地传播学，现在香港传播学界关注那些尖端问题吗？ 你认为近年来来来内地参加学术活动和讲学，内地传达学界和香港传达学界应该如何加强交流？ 李立峯:香港传达学界在许多基础上，进行了各种类型的研究 但是，要说整体是否有重心，广义上来说，媒体和社会的变迁应该始终是许多研究的背后最重要的考虑 在九七回归前后的香港，政治和社会体制确实进化了一些滴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在意的现象，当然成为了很多研究者的分解对象 在香港与内地学术界的交流方面，内地传播学已经取得了粗俗的迅速发展，但香港传播学研究立足本土，面向国际，在与欧美传播学研究对话的方法、基本学术规范和研究的基础建设方面，依然值得内地传播学同事们借鉴 而且，我想听一些内地学者系统地说明内地传播学研究在个别行业中的一点进展和发现 几年前，应中文大学出版社学术杂志chinareview (中国评论)的邀请，我与以前的学生合作撰写了复印件，介绍并评论了中文出版的关于中国内地调查报道的学术研究 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内地用中文出版的研究成果确实为这个主题提供了重要的参照，但我们发现这些研究成果对海外学者是不知道的 其实，chinareview邀请香港学者用英语写文案介绍中文学术出版的成果，目的也是为海外学者整理中国内地的研究文献 如何整理庞大的出版成果，提炼其中的精华供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乃至其他国家的学者参考，我认为内地的传达学者可以做更多的工作。 很棒的推荐来源标题:传播学40年:传播学研究的宗旨和重心-香港中文大学信息传递学院院长李立峯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责任:黄恩排版:黄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