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转基因研究的风雨历程（上篇）-国土报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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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形成的两个阵营，即“反学校”和“相当大转变卡”，分别聚集了专家、学者、公众人物，甚至在互联网上有不同政治立场和争吵的普通网民。然而，大多数普通人对自己的健康和对未知事物的自然恐惧有所保留，并站在“反派”一边。

转基因实验

三十年前，这个场景也在美国上演过。

“莱斯利·格利克以制造生物为生。通过在试管中仔细混合溶液，他改变了一些常见细菌的基因，创造了更有能力的物种，可以用于特殊任务，如制造胰岛素或把垃圾变成燃料。”1980年6月29日，《纽约时报》用一篇近5000字的长文章追溯了过去几年中围绕基因重组即转基因技术的博弈，以及基因重组技术在美国的迅速商业化进程。在这个序言中，作者用“创造生物”作为吸引人们注意力的一个花招。

美国转基因研究的风雨历程（上篇）

1953年，英国科学家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dna，这是现代生物学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可以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相提并论。从那以后，生物学进入了分子生物学时代。科学家发现生物体的基本信息是通过dna，即基因传递的。基因通过复制将遗传信息传递给下一代，这使得后代表现出与父母相似的特征。它还通过突变改变自身特性，储存生命孕育、生长和凋亡的所有信息，并通过复制、转录和表达完成生命繁殖、细胞分裂和蛋白质合成等重要生理过程。所有的生命现象，如生命、生长、疾病、衰老和生物体的死亡都与基因有关。它也是决定生命健康的一个内在因素。

美国转基因研究的风雨历程（上篇）

如果科学家改变了dna，他们就可以重新控制生物体的遗传特征并创造新的特征。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实现了基因的编辑和重组，甚至允许不同物种的基因片段被传播，这就是所谓的转基因技术。这项技术可以将基因从一种生物体引入另一种生物体，从而改变生物体的生命特征。

“这是一种近乎神秘的技术，叫做重组dna。有了这项技术，基因可以被切割并以新的形式重组。基因改变可以制造新药、清除垃圾或改变作物的特性。”《纽约时报》的报道用最流行的语言解释了转基因技术的原理。

当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努力工作，推进基因重组技术时，人们和公众舆论都在担心转基因生物的危害。科学家们自己也担心转基因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1973年，一些学者呼吁国家科学院调查这项新技术的危险性，然后国家科学院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召集当时最杰出的分子生物学家讨论这个问题。1974年7月，在著名分子生物学家伯格(Berg)的领导下，该委员会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伯格信”(Berg Letter)，建议全世界的分子生物学家自愿中止对重组dna的研究，并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讨论这项技术的安全性和控制其潜在风险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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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6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公布了重组dna的研究规则。规则把生物研究中的动物分成几个等级，等级越高，限制越大；根据不同层次的要求，对这类重组dna实验的设计、过程、实验室结构和实验生物材料应采取不同层次的保护措施，以降低其扩散的可能性。由于规定过于严格，科学家们无法进行正常的研究，大多数实验室已经停止研究基因重组技术。许多之前渴望尝试的大公司已经停止投资和赞助，因为这项研究的未来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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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技术存废之争

科学家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对基因重组的谨慎和负责任的态度被公众舆论和公众误解为这项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隐患。一段时间以来，反对基因重组研究的声音一个接一个地上升。许多文学、电影和电视作品也把基因重组的可怕结果作为其创作主题。恐慌开始蔓延，人们担心基因重组会制造出人类难以控制的怪物。与此同时，阴谋论变得猖獗。人们普遍认为，一些科学家被邪恶势力收买，以达到不可告人的恐怖目的。政客们也看到了一个赢得选票的好机会，他们把自己打扮成反对基因改造的斗士，并为基因改造研究设置了许多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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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禁止对重组dna进行研究的两年之后，也就是研究其危害性的两年期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在1978年发布了关于dna的严格指导方针。然而，随着实验工作的积累，逐渐地，没有致命的菌株意外地从任何实验室逃脱，这导致该机构大大放松了他们的指导方针。研究人员发现他们的研究没有带来任何惊喜。”《纽约时报》的长篇报道没有用太多篇幅来回顾过去几年在保存或废除基因重组技术问题上的激烈对抗。事实上，科学家除了用事实教育公众之外，也不再沉默，而是勇敢地站起来，在大众媒体上发表文章，在会议上发表演讲，让公众能够理性地理解基因重组技术的危害的可控性，以及可能给医药、农业和环境保护带来的巨大变化。

美国转基因研究的风雨历程（上篇）

经过科学界的不懈努力，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终于在1978年底颁布了新的管理条例，废除了过于严格的研究限制，结束了转基因研究长达五年的停滞状态。一直处于漩涡中心的科学家伯格用一句富有哲理和意味深长的话总结了这段历史:“我们最终赢得了公众的信任，这源于那些参与这项工作并有最大理由为了梦想而忽视风险的人。科学家们已经引起了对这些实验潜在风险的关注；尽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情况，科学家们还是自愿呼吁中止与他们自身密切相关的实验本身，并自愿承担起评估和应对这些风险的责任。这些都是值得称赞的道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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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科学战胜了恐惧。1980年，联邦最高法院以5:4的结果裁定，通用电气公司的一名科学家利用基因重组技术发明的一种能够降解原油的微生物可以获得专利。这一决定为当时仍处于探索阶段的生物转基因技术的产业化扫清了道路。此后，转基因技术在医学和农业上的应用取得了很大进展。20世纪90年代，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的作物开始大规模种植。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认识也在不断提高。2012年，加州公众投票否决了给转基因食品贴标签的提议。如今，尽管反对转基因技术的声音在美国一直存在，但它基本上已经从主流人群和主流媒体中退出，并作为言论自由国家中观点多样性的标本而存在。从著名主持人崔永元赴美拍摄长篇纪录片的访谈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被采访者作为专家的边缘状态。对于美国科学界来说，关于保存和废除转基因技术的讨论已经翻过了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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