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是服务富人还是穷人？-国土报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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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3年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普惠金融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金融概念。特别是在互联网金融兴起之后，“普惠”已经成为描述余额宝、p2p等热门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常用词。然而，如果我们抛开我们对未来的美好愿景，简单回顾一下这个有着近10年历史的词汇，我们会发现它的默认客户已经做出了非常有趣的改变。简而言之，普惠金融服务于富人还是穷人？这个简单的问题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容易回答。

普惠金融是服务富人还是穷人？

至于富有和贫穷这两个有争议的概念，我们把14亿中国人视为一个群体，不分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30%被视为富人，而最低的30%被视为穷人。尽管这种划分可能与许多人的直觉感觉相反，但描述普惠金融的客户是非常恰当的。从普惠金融概念的历史来看，其自称的服务目标始终是“穷人”，但特定群体已经从最初的底层30%的穷人逐渐过渡到不太穷的中层40%的穷人，最后是互联网金融介入后服务并赚取前30%的中产阶级穷人。你也可以猜测你在哪个班，文章末尾会有数据帮助你定位。

普惠金融是服务富人还是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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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的概念源于英语“普惠金融体系”，这是2005年联合国的宣传语言。由于今年不是普惠金融年，“小额金融”，也就是小额金融，当然是比普惠金融更核心的概念。尤其是在2006年孟加拉乡村银行创始人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小额信贷模式几乎可以完全代表包容性金融体系。在引入小额信贷模式的过程中，中国也开始使用普惠金融这个术语。

普惠金融是服务富人还是穷人？

由尤努斯创立的孟加拉国格拉米银行代表的普惠金融不仅为穷人服务，也为赤贫者服务。在尤努斯的小额信贷经历中，经常可以发现，孟加拉国一些接受财政援助的穷人用不漏雨的材料替换了他们的屋顶，甚至有些人最终可以买一张床，而不是睡在地上。这些极端贫困人口面临的问题是完全缺乏劳动收入，这与孟加拉国的经济结构和农村妇女受到的限制有关。例如，中国人民银行焦金普1999年出版的《构建中国普惠金融体系》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普惠金融的著作，第二章是关于贫困和低收入客户。粗略地说，最初的包容性金融模式服务于传统金融机构无法覆盖的最低收入30%群体。这一群体面临的金融服务缺乏不仅是无法获得生活和生产贷款，而且完全被排斥在现代金融体系之外。他们最需要的金融服务是贷款还是基本金融服务？除了强调贷款援助的格莱珉银行之外，属于孟加拉农村发展委员会的safesave从存款的角度帮助穷人管理收入，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个人认为，对于收入最低的30%的人来说，首先需要的是“存款”和“汇款”这两种便捷、廉价的基本金融服务，只有进入现代金融体系后，他们才能开始寻找真正需要“贷款”的人。很难得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结论:他们是需要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还是需要贷款支持的自我管理。

普惠金融是服务富人还是穷人？

对于中国接近极端贫困的贫困群体来说，外出工作是一种更有效的脱贫方式，因为它比留在当地独立经营农业或其他手工业的门槛低得多。因此，当普惠金融进入中国时，所探索的模式不是以尤努斯为代表的福利性小额信贷，而是以印尼bri银行为代表的机构性小额信贷。前者侧重于社会发展，而后者更注重机构和金融业务的可持续性。业务可持续性的要求自然会对客户的选择产生更大的影响。此时，普惠金融的主要服务对象几乎不是最贫困者，而是逐渐转向潜在的农民和微型企业。可以大致理解，目前普惠金融主要服务于40%的中等收入人群。当普惠金融主要支持个人自我管理时，显然存在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农村自我管理能否支持足够多的人赚取收入；二是自我管理模式是否更适合已经具备资源倾斜优势的城市。从近年来小额信贷模式发展不尽如人意的趋势来看，“能人”和“大户”是农村自主经营增收的主体。普通人仍然需要外出工作来增加收入，而寻求商业收入只能在人口更密集的城镇实现。以国家统计局2013年的数据为例，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8896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2.4%。其中，工资收入增幅最大，达到16.8%；转移收入增幅也很高，达到14.2%；家庭经营净收入的增长率只有7.4%的一半。相比之下，城镇居民的净营业收入增长超过了他们的工资收入。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955元，比上年名义增长9.7%。其中，工资收入增长9.2%，净营业收入增长9.8%，转移收入增长10.1%。

普惠金融是服务富人还是穷人？

当互联网金融出现时，普惠金融也是这个行业的一个自称的特征，但这个行业的服务目标显然是向高收入群体转移。从互联网普及率来看，2013年中国互联网用户数量为6.18亿，普及率不到一半，仅为45.8%。从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2013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311元。如果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每月2000元，它可以成为中国收入的前30%。对于生活在城市的人来说，这样低的数字是不可想象的，但即使不考虑农村地区，城市居民的年可支配收入中值也只有24200元，而2000元的月收入可以超过中国城市居民的一半。考虑到互联网的使用门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是余额宝等互联网理财产品，还是p2p等互联网借贷产品，互联网金融都主要服务于收入最高的30%的人群。当然，收入最高的30%的阶层仍然贫富悬殊，弱势的中产阶级面对沉重的房价压力和低保障带来的储蓄压力，在一夜之间重归贫困的噩梦下，始终会焦虑不安。然而，归根结底，如果一个国家收入最高的30%的群体仍然认为他们是需要包容性金融服务的弱势群体，那么如果收入最低的70%的群体甚至不能在网上说话，他们该怎么办？当所有人都乐于分享的蛋糕式渐进式改革难以持续时，对现有蛋糕的竞争很可能发生在绝对弱势群体和相对弱势群体之间，而不是像想象的那样发生在能够从自然正义中得出结论的富人和穷人之间。

普惠金融是服务富人还是穷人？

现在，让我们回到开始的问题，包容性金融是为富人还是穷人服务？毫无疑问，“普惠”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概念，但其具体内涵在不同的利益群体中明显不同。因此，“普惠金融”不是自然的正义，不能用来直接展示互联网金融等特定模式的优劣，也不应用来作为跨境创新和规避监管的挡箭牌。如果不评估特定群体的影响，就很难说哪些人普遍受益于“普遍利益”。这篇文章是作者独立的观点，并不代表老虎嗅探网络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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