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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2014年1月22日，比尔·盖茨和他的妻子首次联合发布了2014年盖茨年度公开信。自2009年以来，盖茨的老朋友沃伦·巴菲特一直鼓励盖茨以他为榜样，每年写一封年度公开信。巴菲特谈论他对经济和金融形势的看法，而盖茨谈论他对慈善和全球发展的看法。
“2014年盖茨年度公开信”的标题是“粉碎阻碍全球发展的三大错误观念”。盖茨在信中提到:这是我连续第五年发表公开信。之前的信件已经介绍了盖茨基金会的工作。然而，在今年的信中，我和梅林达希望用所有的内容来驱散三个谣言，因为它们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对全球发展和人类进步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他说有三个谣言:贫穷国家注定永远贫穷，外援是巨大的浪费，拯救生命将导致人口过剩。
2014年2月，盖茨接受了我们记者的独家采访，进一步分享了他对慈善事业的远大抱负，并坦率地讲述了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挫折。
为穷人投资
记者:在从企业家逐渐过渡到全职慈善家的过程中，你改变了你的观念吗？
比尔·盖茨:我一直坚信资本主义可以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发挥核心作用。我相信，在自由市场能够运行的地方，资本主义的灵活性和创造性使它能够满足世界各地的需求。
但是我和妻子梅林达在1993年第一次去了非洲，这对我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那次非洲之行中，我们了解到，非洲大陆每年有数百万贫困儿童死于麻疹、疟疾、乙型肝炎、黄热病和其他疾病。轮状病毒，一种我从未听说过的病毒，每年杀死50万名儿童，但这种情况在美国基本上不存在。我们认为，如果数百万儿童死亡，世界各地将努力拯救他们，但我们错了。尽管私营部门在满足那些有经济能力的人的需求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世界上仍有数十亿人无法以吸引市场注意力的方式表达他们的需求，他们只能忍受匮乏。此外，尽管私营经济市场在医药、科学和技术方面培育了许多显著的创新，但私营部门对创新的投资仍然远远不够。市场忽视了一些伟大的创新机会，因为承担这种风险只能获得微不足道的回报。
穷人的创新受到这两个市场限制的阻碍。随着梅林达和我越来越多地参与进来，我们发现一些急需的疫苗已经上架，而其他的根本没有机会生产。如果没有买家买单，市场就不会在突破性研究上下大赌注。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还没有疟疾疫苗，尽管每年有一百万人死于疟疾。这是我们一生中第一次在一个不受市场力量影响的世界里工作。
记者:盖茨基金会的工作是如何克服这个缺陷的？
比尔·盖茨:我的好朋友沃伦·巴菲特是该基金会的联合董事之一，他曾经给我和我的妻子梅林达提出过关于慈善事业的好建议。他说:不要只做安全的项目，而是挑战真正棘手的问题。我非常同意这一点。
盖茨基金会及其全球合作伙伴“紧密合作”努力应对一些严峻的挑战。例如，我们应该探索解决发展中国家极端贫困和贫困人口的健康问题，以及美国教育制度的缺陷。我们之所以集中精力解决一些问题，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发挥强大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这些问题是阻碍人们过上幸福生活的最大障碍。
无论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农民增加产量和收入的新技术、预防和治疗致命疾病的新工具，还是帮助教师和学生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新方法，我们都将支持那些有助于消除这些障碍的绝妙想法。除非慈善事业引领这一创新，否则企业和政府可能不会参与其中。一旦你找到一个有效的方案，慈善机构可以利用政治和市场的力量将这些创新带给那些最需要它们的人。
有了基金会的资金，我们建立了一个市场力量为穷人服务的体系。这个系统保证了药品的支付，这样制药公司仍然可以赚一点钱，或者至少不赔钱。随着这种方法的价值越来越大，政府已经投入资金为市场激励机制做出贡献，一些制药公司已经开始将贫困国家的疾病解决方案纳入其商业模式。在研究和分配领域，有针对性的慈善基金鼓励企业和政府采取行动。自2000年以来，这一催化性慈善伙伴关系已使2.5亿儿童接种了疫苗，挽救了500多万人的生命。我们甚至有望在2015年看到疟疾疫苗的出现。
记者:这一过程也意味着企业和政府都不愿承担的失败风险主要由基金会承担？
比尔·盖茨:我们资助的一些项目将会失败，我们接受并准备好了。因为我们相信慈善的基本功能是把赌注放在政府和企业负担不起但前景光明的解决方案上。当我们知道哪些赌注会有回报时，我们必须调整我们的策略并分享结果，以便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
当然，挑战一个真正困难的问题意味着你不一定总能成功。简单地说，如果我们的许多失败都集中在科学研究领域，那么所支持的项目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结果。另一个失败是我们认为一些项目可以被政府接管，但不幸的是他们最终没有这么做。
让世界尽快不再需要盖茨基金会
记者:盖茨基金会将在你和你的妻子梅林达死后20年内花光所有的钱，然后关闭。在中国，很多人都很好奇。你为什么不想让盖茨基金会存活下来？你和梅林达对这件事怎么看？
比尔·盖茨:我的妻子梅林达和另一位主要捐赠者巴菲特认为盖茨基金会应该关注21世纪。因此，我和梅林达死后20年内，我们将花光所有的钱。此外，巴菲特还表示，他持有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票的收益将在他死后10年内用于慈善目的。在本世纪花掉盖茨基金会所有的钱实际上显示了我们促进进步的乐观和决心。我们应该在选定的关键领域尽最大努力，并且尽可能快地行动！
事实上，如果我们希望基金会永远存在，这意味着我们相信全球健康的不平等将永远存在。这是错误的，我们不想看到它。我们相信，通过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集中投资，可以加快科技和医药创新，从根本上解决许多问题。我们的目标是尽快让世界不再需要盖茨基金会。
记者:例如，我们知道基金会把消灭脊髓灰质炎作为其首要任务，但目前只有天花被人类成功消灭。根除脊髓灰质炎的现状如何？基金会有什么新的策略或方法来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吗？
比尔·盖茨:根除脊髓灰质炎是盖茨基金会的首要任务。1988年，世界上125个国家每年有近35万名儿童因这种疾病致残，而去年世界上新病例只有400例。多么伟大的成就！然而，就像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最终的顶峰往往是最艰难的。由于传染病的特点，脊髓灰质炎的传播没有国界。只要有一种情况，任何国家都不能放松。每年，全世界数亿儿童需要接种疫苗以避免成为受害者。对经济和人力资源的巨大投资是什么？
2013年4月，盖茨基金会支持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倡议，启动一项六年计划，希望到2018年根除脊髓灰质炎。该计划还旨在通过提高疫苗覆盖率来降低儿童死亡率，并找到应对其他全球健康挑战的解决方案。到去年年底，这项投资取得了显著成效。在世界上仅有的三个脊髓灰质炎流行国家中，尼日利亚的病例数与2012年相比减少了57%，而阿富汗的病例数减少了65%。甚至上个月，被世界认为是最难根除脊髓灰质炎的印度，也创下了三年无脊髓灰质炎病例的记录。
当然，我们仍然面临着实现全面疫苗接种的巨大挑战。巴基斯坦是最难推进的地方，因为塔利班部队在那里的一些地区不允许接种人员进入，甚至攻击和伤害这些医务人员。我们非常难过，希望这种情况能尽快得到改善，因为儿童会因为这种疾病而致残。我花了很多时间倡导根除脊髓灰质炎。我们也有很好的计算机模型来帮助和指导这些任务。
记者:在你最近的年度公开信中，你试图驱散三个限制全球发展的谣言，其中一个强调外援不是巨大的浪费。你为什么坚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外援？
比尔·盖茨: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卫生领域的差距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不平等之一，卫生领域的外国援助投资可以大大改善这一现象。每当我看到比30年前更少的孩子死去，人们活得更长更健康，我对未来充满希望。盖茨基金会正与世界级的经济学家和健康专家合作，研究如何让未来变得更美好。
然而，许多人认为外援在发达国家的预算中占很大比例，所以他们认为削减外援预算会节省很多钱。当美国人民被调查外国援助占政府预算的比例时，平均答案是25%。当被问及政府对外援助支出的合理比例时，人们的普遍回答是:10%。我猜英国、德国或其他国家的人也会有类似的印象。实际数字是多少？挪威是世界上对外援助最慷慨的国家，其对外援助只占政府预算的3%，而美国只占不到1%！
1%的美国政府预算约为300亿美元。只有大约110亿美元用于外国卫生援助项目，包括疫苗、蚊帐、计划生育和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抗病毒药物(另外190亿美元用于建设学校、道路和灌溉系统)。我不是说110亿美元不是一大笔钱。但客观地说，这相当于每个美国人每年30美元。
美国政府在农业补贴上的支出是其对外医疗援助的两倍多，其军费支出是其对外医疗援助的60多倍。下次，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可以通过减少外援来减少政府预算，我希望你能问他:牺牲生命来减少政府开支真的是你最好的选择吗？
此外，我希望我们不要再纠结于援助的有效性，花更多的时间思考如何使援助更加有效。无论是上游全球公共产品研发还是下游创新产品的应用和推广，如何提高外援资金的使用效率都非常重要。
我希望中国的慈善机构能更多地帮助世界
记者:盖茨基金会在中国的项目进展如何？
比尔·盖茨:在过去的六年里，我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健康方面。对艾滋病预防和治疗的投资将有助于控制这种疾病。我们在中国的结核病项目旨在减少患结核病的人数。自三年前以来，在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我们看到结核病感染人数大幅下降。
如果有其他的机会，我们也是豁达的。可以说，从三年前开始，在帮助中国的同时，我们也开始用中国的经验来帮助其他国家。
我们的疫苗项目非常成功。例如，通过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可以推广更多的中国疫苗，使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儿童受益，达到国际标准。特别是去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通过了中国生产的日本脑炎疫苗的预认证。这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疫苗首次通过世卫组织预认证，并进入联合国采购机构的药品采购名单。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无论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免受日本脑炎的影响方面，还是在今后更广泛地提供疫苗方面。中国疫苗制造业潜力巨大，我们希望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疫苗成为世卫组织预认证产品，这将造福全世界。
中国也是我们农业的重要伙伴之一。中国不仅在帮助农民增加粮食产量、脱贫致富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而且在现代水稻育种方面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们正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合作研发绿色超级稻。这种水稻新品种对化肥和水资源的依赖相对较小，已被引入一些非洲和南亚国家进行试点。当地小农户通过绿色超级稻实现了增产20%的目标。
我们希望在这些领域取得更大进展。当然，这个过程非常复杂，包括三方、穷国、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合作，但我们有信心推动它向前发展。
记者:盖茨基金会在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比尔·盖茨:基金会工作的领域通常是对穷人影响最大的健康和发展领域，但是不容易关注。因此，这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尽管我们的结核病项目进展顺利，但结核病的预防和治疗本身仍面临巨大挑战。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成功地将结核病病例数减少了近一半，这是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成就。然而，大量耐药结核病病例的不断出现给公共卫生系统带来了巨大压力。如何确保医院为结核病患者提供标准化治疗，并预防更多耐药病例？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开发新的结核病诊断工具和新药。我希望中国能更积极地加入全球抗击结核病的努力，让更多的结核病患者摆脱痛苦。它还呼吁公众关注这一全年都被忽视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我感谢世界卫生组织抗击艾滋病和结核病亲善大使彭丽媛女士，她为唤起人们对结核病预防和结核病患者护理的关注做出了巨大努力。许多肺结核患者非常贫困。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加入进来，为他们的利益呼吁。我希望政府能给予更多的支持。
烟草控制没有多大进展，死亡率仍在上升。不过，我很高兴看到，去年年底，中国颁布了一项规定，要求领导干部带头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在这个领域仍然有许多挑战。在所有成功的国家中，中国的烟草税最低。虽然有些地方有禁止吸烟的规定，但并没有强制执行。与其他国家相比，市场手段对烟草控制的激励不足。烟草控制项目进展缓慢，但我们将继续投资。我们需要思考如何让整个社会谈论二手烟，并理解强迫吸烟的危害和肺癌的风险。目前，我们在中国还没有取得这样的效果。当然，这需要时间，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才逐渐改善公众态度，推动当前的变革。
记者:你如何看待财富与慈善的关系以及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比尔·盖茨:我认为建立一个创新的公司本身就是对世界的巨大贡献。当我二三十岁的时候，这里是我努力工作的地方。事实上，理想的情况是在创业的同时做一些公益事业，比如马克·扎克伯格(facebook的创始人)。我和一些硅谷企业家进行了愉快的交流，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思考如何回报社会，比我早得多！我对此印象特别深刻。
我知道在今天的中国，制造业、房地产和科技领域创造了大量财富。人们有选择如何处理财富的自由，但管理财富的最佳方式是什么？我认为给孩子留下一大笔遗产不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有钱人愿意回馈社会，帮助人们开阔视野，看看其他国家正在发生什么，分享他们对全球进步的热情，那么中国的慈善事业将成为一股非常积极的力量。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这样的例子，但它们仍处于初级阶段。我也注意到当地有很多好的事迹，人们越来越重视帮助残疾人、帮助穷人和保护环境等领域。然而，慈善没有国界，我希望中国能给其他国家的穷人提供更多的帮助。
我们都有机会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极端贫困是一个例外，而不是一个普遍现象，所有儿童都有同样的机会茁壮成长，无论他们出生在哪里。对于所有关心和认可每一个生命价值的人来说，世界上没有比带来这种改变更令人兴奋的工作了。
(感谢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驻华代表处的翻译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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