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标识立法的是与非-国土报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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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我在美国得到的信息没有什么不同。转基因食品在美国随处可见，大多数消费者认为它是安全的。到目前为止，没有足够的研究证明转基因食品是有害的。作为一名具有生物学背景的法律专业人士，我不质疑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从技术上讲，转基因是人工利用分子生物学原理和技术将一种生物的基因编码移植到另一种生物中，并转化一种生物的遗传物质。通常的做法是将抗虫、抗旱和抗逆境的优良基因移植到待改良作物的dna上，以获得具有一定功能的新品种。与作物杂交使优良基因的自然整合基本相同，而转基因的过程只是人为地引入外源基因，从而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创造出更多人类所需的优良生物。在这样的科学原则下，转基因食品对人体的危害不应大于携带长期自然产生的变异抗虫和抗药基因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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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目前的人口和粮食生产水平，推广转基因技术应该是大势所趋。就连农业部长韩长福也在今年的两会上公开告诉媒体，他现在吃的是用转基因原料加工的食品。然而，近年来转基因食品在中国能吃吗？这场辩论几乎成了世界上最强烈的声音。转基因食品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争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皮鞋胶囊、毒奶粉等恶性事件的频繁发生引起了全社会对食品安全监管不力的关注，转基因食品作为一种非天然食品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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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转基因食品强制标签立法的讨论不同于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纯粹技术性辩论。它是关于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的立法，就像许多其他自由选择一样。例如，阿斯巴甜，一种广泛用于各种食品中的人工甜味剂，已被许多证据揭示有可能致癌的倾向。尽管毒理学研究从未直接证明这一点，但许多人仍然不寒而栗。然而，消费者可以独立选择使用人工甜味剂制成的食品(如健怡可乐)来承担未知的癌症风险，或者使用传统的蔗糖食品来承担因糖摄入过多而导致的高血压、肥胖和糖尿病的后果。这一论断也适用于转基因食品标签立法的讨论。在立法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想要避免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应该被赋予享受这种选择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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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欧盟、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广泛强制转基因食品贴标签的国家相比，美国的步伐似乎要慢得多。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成功地引入转基因食品强制性标签的国家立法，转基因食品的标签是自愿的。主要原因是一些超大型食品生产巨头的强烈反对，如卡夫和凯洛格。据说这些大型食品生产巨头2012年在加州和华盛顿州花费了7000多万美元进行游说(包括高额的非法贿赂成本)。尽管他们不遗余力地宣传转基因食品的绝对安全性，但他们担心过多的标签会导致高测试和标准化生产成本。最后，美国立法者接受了强制转基因标签的法律成本太高的观点，这将人为地增加食品的生产成本，这样的生产成本最终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提高食品价格，并对食品制造商造成不必要的大规模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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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国的转基因标签立法一直是自愿的。最近，发生了一些变化。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竖起了反对食品霸权的标语，要求政府加强转基因食品的标签和信息披露。去年，一场大规模的立法热潮席卷了多达26个州，尽管这场运动在除缅因州和康涅狄格州以外的大部分地区都以失败告终，这两个州做出了有限的让步。

由于中美两国的立法体系不同，转基因食品的标签立法并没有受到很大的挫折。目前，规范我国转基因食品标签制度的法律法规主要是农业部颁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标签管理办法》。它明确规定，所有列入标签管理目录并用于销售的农业转基因生物都应贴上标签；未标明或者未按规定标明的，不得进口或者销售。但是，这份标签管理目录包含的生物物种很少，而且范围太窄，所以市场上大多数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品不需要贴标签，因为它们不在目录中，很少有制造商有意识地给它们贴标签。此外，在转基因食品的定义中，中国将转基因成分的允许量限制为零，高于欧盟1%的标准，与日本仅用转基因方法生产重要成分的制度相比，也过于苛刻。事实上，这一要求极难满足。此外，中国缺乏专门的监督和认证机构，严格测试和识别转基因食品，导致目前的情况，法律难以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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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有些人将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与转基因标签的强制性立法完全混为一谈，当大多数人不能基于专业知识做出独立判断时，就吹起了有害的反转基因风，动摇了全社会对转基因食品的信心，使人们谈论转基因食品的变色，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点矫枉过正。正如本文所表达的，转基因食品的强制标签并不完全是一场关于安全性的争论，而是在对安全性存在一些疑虑的前提下，通过强制标签等标准化措施来降低质疑成本，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在不大幅提高食品价格的同时，让人们感到放心。在此背景下，结合今年修订《食品安全法》的政策重点，迫切需要更系统地修订转基因食品强制性标签立法，规范市场转基因食品的管理，以人性化的方式运作，提高消费者根据不同需求自主判断和选择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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