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4080字,读完约10分钟
本文摘自《游牧者的选择:面向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落》,作者:王明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
关于匈奴游牧,《史记》中只记述了“随着家畜的移动”“逐水逐草移动”。 考古方面有“匈奴町”和农业遗迹的发现,但这只是个别的现象。 从文献和匈奴墓葬的遗迹来看,许多匈奴人过着游牧生活,这是毫无疑问的。
哈扎诺夫的研究表明,欧亚草原的游牧基本上是南北式的水平移动。 近代蒙古草原游牧迁徙方法,据江上波夫介绍,夏季牧草丰富时,牧羊人及其家畜聚集在湖畔或河边,冬季多迁徙到山麓散居。 这样的描述或多或少地简化了草原游牧的迁徙,或只反映了部分情况。 例如卡尔皮尼( planocarpini )记述的黄金帐户蒙古( goldenhorde )、拜占庭( sechinjagchid )记述的蒙古、魏因施泰因研究的大多数。
萨彦岭地区的图瓦人夏天会迁移到山区。 由于山区空气体流通良好,不发生畜疫,且山区有融雪供给,草的生长时间长。 到了冬天,牧羊人会找山谷和山的南坡避寒。 高山草场背风坡为人畜挡寒风,迎风坡上的积雪容易被风暴晒草,为牲畜提供冬季食草。 虽然迁徙频繁,但蒙古牧者在夏季和冬季露营的时间较长,多在春秋两季迁徙。 因为春季草资源不丰富,牧民必须经常变换放牧地。 秋天,多牧民多迁徙牲畜,多吃长身体,也就是所谓的“饲养牲畜”,另一方面,多迁徙也为了利用冬季异地的草,延迟进入冬季草场以保存当地的草资源。 尽管如此,漠北蒙古草原、萨彦岭——阿尔泰地区、内蒙古中南部的牧羊人,游牧距离、次数、形态也因地形、水源、牧草的状况而有很大变化。
欧亚游牧有以下几个关键。 首先,由于地形、牧草、水源的变化、游牧民族进行的其他生活活动,各地游牧民族有不同的游牧方法,也许一年有一次他们(或部分家庭)过着定居生活。 其次,无论采取什么游牧方法,到了冬天牧民都必然会面临过冬的问题。 再次,经过一个冬天,牧民如何在气候变化的初春,让体弱的牲畜生存是一个严重的挑战,牧民此时必须做出许多重要的选择。 第四,夏季牧场的选择,特别是对大量拥有牛、马等大型动物的牧羊人来说,必须考虑水源的供给。 最后,四季必须从事家畜照料和其他相关业务。 因为那个时候有人力运用上的问题。 有了这些认识,就可以在中国文献中对匈奴的季节游牧活动进行研究。
历史文献记载,匈奴人的集会每年有三次。
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多在正月、五月、九月戊戌日祭祀天神。
岁正月,各长小会议单于庭、祠。 5月,祭奠大会龙城、前方、天地、鬼神。 秋天,马肥,大会践踏树林,教授学校人畜计。
根据这一节,可以结合草原自然环境和当地游牧生态的认识,推测匈奴的季节活动。 首先,1月,各部族的首长在“单于庭”。 我们首先要了解“单于庭”的意义及其所在。 自古以来,草原游牧民族有四季草场,随着牧草季节的变化而移动。 冬季是定居季节,冬季是牧民比较稳定的居住地。 所谓的“单于庭”,应该是比较固定的驻地。 草原农历正月,气候酷寒,正是牧民还住在冬季的时候。 因为匈奴正月会所在的“单于庭”无论在哪里,都应该是指单于居住的冬季。 晚冬初春是草原游牧民族最艰苦的季节,对汉代的草原住民来说也应该如此。 因为这个新年“小会单于庭院”,所以应该由各主要部族的领导人单于庭院集会,与大规模人畜移动无关,也符合草原游牧生活的节奏。 农历五月是近代蒙古草原游牧民族进入夏季草场的季节,从那里开始了另一种比较定居的生活。 由于此时牧草丰富,牧民不必经常迁徙,凝聚在水草丰美上的社会群体也很大。 匈奴是五月大赛的龙城,这标志着游牧活动不受影响,是一个多人容易聚集的季节。 关于龙城的性质和龙城的所在地,一直有很多争论。 对此我赞同乌恩说的话。 他指出,龙城不是有固定建筑的定居城市,而是由多座禄落(天幕)凝聚而成的。 至少根据《后汉书》,在公元47年的五月龙祠之会上,当时的单住在帐上。 很多适合人畜聚集的地方必须是不缺水、草的地方。 很可能在广阔的河流和湖边的夏季草场上。 夏季水源、牧草丰富的河边、各级领导及其随从的天幕沿河密集建造,汇聚成带状像龙一样延伸——这就是“龙城”之名的由来。 这样适合游牧的五月大会“龙城”不仅在“国家”层面上举行,也可能在各地、各级部落举行。 无论如何,并非所有匈奴族群都能参加初夏集会。 如上所述,相当多的牧民在夏天把畜牧转移到了山上。
旧历9月,近代蒙古草原牧民从迁徙多的秋牧场搬到冬季,进入冬季定居,准备避寒。 匈奴九月会的习俗应该是顺应当时许多牧民秋季游牧节奏,在冬季到来之前进行的聚集人畜的活动。 据中国文献报道,匈奴九月大赛“蹇林”是为了给学校人畜上课。 但是,以匈奴帝国的大小,应该无法集中所有人畜进入学校。 因此,学校人畜9月会除了匈奴国家级各部落酋长及其直属部的群众聚集外,还可能在匈奴各阶层的部落举行。 匈奴九月会的首要目的是动员和凝聚各部落能够参加作战的人畜。 这个习俗在能源来源于部落秋季集结对外掠夺之前就流传了下来。 众所周知,“掠夺”是为游牧部落获取额外经济资源的手段。 的士壮马肥,一年的游牧事业基本完成,这个时候正是青壮出来掠夺、参加战争的最佳时期。 公元88年,南单于要求东汉朝廷派兵帮助北匈奴征伐。 他告诉汉朝廷,他已经向各部族召集兵马,等待9月的龙祠之会时,要求在大河之滨做师。 该记述揭示了匈奴9月会的部分功能,也表明了这种需要凝聚人畜的活动正在河边进行。
冬天是许多游牧民族生活困难的季节。 为了避风,牧民大多住在山谷和山的边坡附近的冬季,没有必要长途旅行。 东汉时,南单于受汉帝国保护。 汉朝廷派兵护卫南匈奴的策略是“冬屯夏罢工”。 根据该记载,南匈奴只需要冬天保护,不需要夏天。 对此最好的解释是,匈奴人冬季分散屯居,人畜虚弱,容易受到攻击。 相反,夏天已经进入他们的游牧期,士强马壮经常迁徙,此时也没有受到汉军的保护。
游牧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中有一个争论主题,即平等自主是否是所有游牧社会的本质。 大量研究表明游牧是人类对资源不稳定环境的生态适应。 为了应对意想不到的环境变化,游牧社会常见的“平等自主”社会特质,简而言之就是牧家、牧团、小部落等各个社会单位的人们都可以重要选择自己的游牧问题。 一般来说,这确实是多个游牧民族中常见的社会特质,但也可以举出多个反例。 我认为游牧社会内部人的“平等自主”的程度与其环境资源的形态、多寡、稳定性以及其社会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紧密程度密切相关。 事实上,资源问题最后要归结为对外关系,因为对外关系最能影响游牧社会的平等自主度。 简单来说,越是不错的外部资源,基本的游牧社会单位(家庭和畜牧团)都是自产的经济生产模式( domesticmodeofproduction )下的游牧人群“平等自主”。 相反,越需要从外部获得资源,与外部的接触就越多,这样的游牧社会难以始终维持“平等自主”,因此必须维持部落、部落联盟、国家等高度的政治结构。
粪便是后面的例子。 匈奴国的政治结构是牧民经济生态的一部分。 为了恐吓、胁迫定居者和其他游牧、半游牧部落,国家必须有能够四季出征的军队(后来我更证明这一点)。 。 维持这样的军队,会破坏各牧民家庭、牧团的游牧季节活动,影响其人力运用。 匈奴牧民相当受国家和国家行为的影响,不能自由自主地决定游牧,难以适应突然的环境变化。 例如,公元前72年冬天,匈奴单于亲自率领数万骑出击乌孙的他们正要归还时,遭遇了大雪。 据《汉书》记载,这场大雪冻死了随军匈奴的人民、畜产。 蒙古草原西南部和乌孙所在的新疆北部山区,冬季寒冷气候变化,是牧民冬季逗留照顾家畜的季节。 显然是为了配合国家的军事突袭行动,造成了这场匈奴牧民和畜牧严重损失的悲剧。
从这篇记述中也可以看出,匈奴的这次军事行动是带领“人民畜产”共同进行的。 这是非常普遍的情况,应该不是特例。 中国文献记载,韩军几次远征,经常绑架匈奴战俘和畜牧。 元朔5年(公元前124年)春,汉军攻击匈奴,匈奴右贤王负责抵抗卫青所率的汉军主力,在这个角色中,卫青的汉军绑架了匈奴部民众15000多人和“畜数千万”。 春天是青草非常贫乏和分散的时期,也是各游牧社会的人们分散寻求水和草资源的季节。 汉军此时可以绑架大量匈奴牲畜,必然是因为它们相当凝聚。 牧畜像这样与游牧季节的节奏相反地聚集在一起,大概是因为战争的缘故吧。 在草原行军作战中,匈奴军队也不需要像汉军那样依靠长途跋涉补给。 一些人民,带领畜牧同行,他们熟悉哪里有可用的水、草,可以处理军队的补给问题。 但是,这种军事活动必然会扰乱多牧民的季节放牧活动,给匈奴游牧经济带来巨大的打击。 春天的牧草不丰收,经历一个冬天后,家畜很弱,但有刚出生的幼畜。 这个时候,为了战争动员和凝聚家畜的结果,即使赢得了战争,畜牧也有很大的损失。
根据俄罗斯学者弗拉基米尔·佐夫( vladimirtsov )的研究,11世纪至13世纪的蒙古社会中,由多个乌尔( ayil )和数百庐组成的库伦( kuriyen )的大集团游牧。 这是草原牧民在战乱生活中的应对之道,当然,这是有悖于游牧分散的大体便利之策。 本书第一章论述了世界许多地区游牧流行的自然因素不仅有干旱、寒冷,更重要的是当地自然环境中有太多意想不到的因素。 这种游牧的“迁徙”和“分散”不仅是为了更广泛和自由地利用自然资源,也是为了不减少意想不到的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 据中国文献报道,匈奴被汉军俘虏的马、牛、羊一动不动就有数十万、数百万人(见本书网页153—154,表1 ),自然灾害发生时,匈奴也有相当比例的人畜死亡。 这些表明,为了应对战争,大集团游牧可能在匈奴时代已经出现。 匈奴人遭受了很多人畜的死亡和流放,但由于大集团的游牧模式相当集中人畜,游牧的防灾功能很可能减弱。 中国文献中经常有匈奴人在战争中俘虏对方人民,或者从其他部落那里购买中国战俘的记载。 这也说明匈奴人在游牧和其他生产商的人力筹措上相当困难,以维持国家组织,应对国家对外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