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读《西方将主宰多久》-国土报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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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有上述或类似的问题时，这本书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作者伊安·莫里斯站在东西方五万年的人类发展史上，指出了为什么西方的主导地位既不是长期注定的，也不是短期偶然的。长期的注定和短期的偶然，这两种理论都不能解释为什么在落后的形势下，现代西方的发展远远超过了东方。他认为关键是地理因素。地理因素决定了世界各国社会发展的步伐，而社会发展反过来又改变了地理意义。(老虎嗅嗅注:你觉得自己和《枪、细菌和钢铁》一书中提出的观点相似吗？(

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读《西方将主宰多久》

这本书将各个学科的最新发现联系起来，创造了“社会发展指数”,它衡量了不同时期和空之间东西方文明的社会发展程度，并显示了财富和力量是如何从东方转移到西方的，从而确立了西方几百年来的主导地位。但是这本书不止于此。伊安·莫里斯指出，我们越是回顾历史，就越有可能展望未来；我们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这将使现在更清楚。这本书不仅解释了西方统治世界的原因，还通过梳理过去，结合战争、能源和气候变化，大胆预测了未来几百年世界将如何变化。豆瓣的网民周卫在谈到世界的变化时写了一篇书评:“历史的发展道路已经确定了吗？”.

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读《西方将主宰多久》

历史发展道路确定了吗？

历史总能给人们带来展望未来的灵感。然而，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历史，他们的灵感是不同的。老实说，如果你想从历史中找到一些规则和教训来支持你未来的规划，你几乎总能找到它们。如果西风压倒东风的胜利者不知道他是如何成功的，他将很难复制这种成功；如果失败者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如何失败的，他将不可避免地重复同样的错误。话虽如此，面对历史上罗马的兴衰和西方的崛起这样的宏大命题，世界往往无法达成一致，而且几乎不可能有一个理论能够说服所有人，因为在这样一个巨大而不可重复的事件中，你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因果链。以西方的崛起为例，就像伊恩？莫里斯在本书中的简要总结可分为两类:一类认为西方的崛起“注定要有很长一段时间”，另一类则强调这只是“短期的偶然”。前者强调某个关键因素(种族、地理、文化、政治等)。)断定工业革命一定发生在很久以前的西方(通常追溯到古希腊)；而后者认为西欧只是运气好，其优势直到20世纪50年代仍不明显。换句话说，西方的崛起不仅是偶然的，而且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显然是伊恩？莫里斯对这两种观点不满意(他总结自己的论点主要是为了批评它们)，因为在他看来，两者都有一些无法解释的历史事实。因为，如果西方的优势注定要长期存在，我们如何解释西方历史上的低谷？他讽刺地说，如果我们想支持西方人的基因优于东方人，我们将面临一个难题，即每个人都会注意到，西方人在公元6世纪没有遗传优势，但在公元8世纪却有遗传优势。然而，短期偶然学派的理论只关注短期，没有将长期的历史趋势纳入解释。事实上，每个理论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时代的限制。从1750年到1950年，几乎所有解释西方崛起的理论都是“长期注定的”，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是它是一个由西方主导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理论与其说是对历史的解释，不如说是自鸣得意的西方人不可避免地要解释自己的优势，就像一个贵族总是求助于一些看似注定的优势来解释为什么他在回顾历史时比别人优越一样。“短期机会”理论本身的出现与其时代有关:它是战后新思想的产物，代表了西方文明的反思精神。在这个时代，如果我们认为西方的优势是与生俱来的，就会让意识形态圈的人感到不舒服，这更像是WINNER的诡辩和一个认为自己是上帝选民的不合时宜的自负。如何尽可能避免这种限制？答案之一似乎是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与传统上解释西方崛起的许多理论不同，空提出的“西方将统治多久”的时间跨度非常大，实际上涵盖了所有已知的人类历史，可追溯到10000多年前的500代人。这样做的好处之一是，人们可以看到历史上的跌宕起伏并不令人惊讶，也不受短期趋势的束缚。在作者看来，西方在早期历史中确实领导了很长一段时间。“如果我在公元500年写了这本书，我可能会成为一个注定很长一段时间的理论家”，但事实是，在那之后，东西方之间的力量平衡逆转了一次，然后出现了一个大的波动。将一方的暂时优势视为永远是对历史的误解。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过去一直强调的文化、政治等无形因素，似乎变得无足轻重，因为在他看来，无论人类在哪里，智力和体质都没有差别，不同地区的人类所面临的挑战是相似的，无论他们最终以何种速度、理由和方式找到自己的解决办法。从一个考古学家的角度，他考察了文明开始后东西方的社会发展，得出了文明社会的各种象征元素都出现在东西方的结论。虽然有些东西在这个时代出现得比较早，但关键的一点是“东西方发生的事情不仅是相似的，而且顺序也是一样的”。东方和西方是相互独立的，但都遵循着相似的历史轨迹，这本身就表明西方没有什么不同；没有什么物质文明是永恒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方的优势只是历史上的一个短暂的插曲。因此，他的结论是:“生物学和社会学可以解释全球的相似性，而地理学可以解释地区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地理解释了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在他看来，正是地理的非人类因素导致了中国和西方走上不同的道路。这是因为，第一，中国“没有自己的地中海”，因此缺乏廉价便捷的水运渠道，导致贸易活动只能局限在相对较小的范围内；其次，地理因素使得西方人比东方人更容易到达美国。他反复强调，“明朝的中国不可能创造出西方晚期大西洋经济的东方版本”，因为“地理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极其不利的因素”。乍一看，这似乎是另一种“长期宿命论”理论——地理决定论是许多“长期宿命论”理论家的最爱；但同时，它包含一些“短期机会”理论。例如，肯尼斯·波美拉兹和弗兰克都认为西方的好运始于美国的偶然发现，从而产生了一个可以为工业生产提供动力的贸易体系。但是伊恩呢？莫里斯显然意识到地理决定论的可能弱点，因此他强调“虽然地理位置决定了社会发展的过程，但社会发展也改变了地理的含义”，特别是在21世纪的地球村时代，“当社会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时，地理将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地理空之间的分离不再是文明发展的关键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东西方之间的竞争才刚刚开始，因为双方之前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种竞争，而且他们并不在同一起跑线上；然而，全球化时代使得这种竞争变得毫无意义。正如作者所说:“我们在这个时代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不是西方是否将继续主宰世界，而是我们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能否在灾难使我们沮丧之前突破创新，进入一种新的生存模式。”事实上，这也是他论证的出发点。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理论关注的不同导致了他论证过程的不同。历史曾经有无限的可能性。不难看出，伊恩？莫里斯非常重视非人类因素——第一，地理因素，第二，生物和社会因素，以及一些心理驱动因素(他多次指出，“懒惰、贪婪和恐惧促进社会的每一个发展”)。似乎有“看不见的手”在推动人们前进。相比之下，他倾向于削弱人自身创造的因素，因为他的基本论点是，所有的人类在生物学意义上都没有差异，都面临着相似的挑战，所以他们迟早会以相同的顺序发展出基本相似的文明。用他的话说，“社会发展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不是我们选择的方式”，因为“文化和自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永远不会战胜生物、社会和地理因素。”特别是，他蔑视伟人将改变历史进程的观点。因为在他看来，当社会提倡相应的需求时，有人会找出回应的方式，所以即使牛顿没有发现重力，另一个人也会发现它；这就是为什么在现代科学技术史上有许多重大的发展，这些发展已经被许多独立的研究者发现了许多次。他否认个人可以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认为聪明和愚蠢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至多，它只会加速或减缓正在发生的过程。即使历史上的关键人物可以被替换，事情的结果也将基本保持不变。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的结尾也有类似的论点:“历史上的自由意志只是一种表达，这意味着我们不知道人类历史的规律。”...我相信人们的自由意志可以影响历史事件，就像认为移动天体的自由力量与天文学有关一样...如果任何行为都是出于自由意志，那么就没有历史规律，它也会消失。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尽管伊恩？当莫里斯引用这段话时，他说这是“无稽之谈”，但事实上他自己也相信有历史规律；他相信自由意志的存在，但不相信它能影响历史的趋势。归根结底，他认为历史的发展不是由人类意志转移的。事实上，如果像因果决定论者所说的那样，人类行为是其他原因的必然结果，那么自由意志只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因为无论你做什么，所谓的“历史趋势”大致相似。在这种观点下，巨大的人类社会看起来就像一团混乱的云，单个变量的变化并不影响最终的实验结果。这对许多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当然，有许多人反驳这样的观点，卡尔？波普尔曾经说过:“认为历史有固定的命运是纯粹的迷信。...用科学或任何其他合理的方法来预测人类历史的方向是不可能的。”加州大学王国斌分校也强调:“我们对复杂情况的预测结果不一定正确。”事实上，我们可能会得到最不可能的结果。当我们追求唯一可能的结果时，我们是在用决定论的逻辑对整个事件作一个简单的解释。”事实上，认为“历史有固定的命运”的历史决定论在现代非常流行，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普遍持有这样一种历史观，即世界将会不断直线前进，并伴随着使命感。另一方面，认为机会的力量可以改变历史的观点(“克利奥帕特拉的鼻子更短”，穿越回去改变某个历史节点的期望)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不足以被认真对待的，它也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确定性世界观不相容。诚然，历史不是一个实验，它不能重复，我们也不能恢复它的所有条件。东方和西方的兴衰这样一个宏大的命题不能用任何单一的因素来充分解释。伊恩。莫里斯认为，地理是导致东西方地区差异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正是在他的论点的这一基本点上，许多人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观点。事实上，他认为近数百年来现代西方的兴起与一万年前车轮的发明和植物的栽培没有多大不同，这只是漫长历史中的一个小变化；但这就是问题所在:东方或许能够独立发明轮子和种植植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能独立发展自己版本的工业革命吗？这个问题本身一直是争论的焦点。人们相信，拥有相同生物的人迟早会发展出相似的物质文明，这种信念不能如此轻易地平息这场争论。在每个历史节点，可能有许多不同的道路。要强调的是，当历史处于这些节点时，它的发展方向是开放的，而不是已经决定的。事实上，这也是为了肯定人们在选择不同道路时的自由意志。首先，这是以一个判断为前提的，即是否有不同的道路应该合理地走。如果人们别无选择，那么他们将成为“历史意志”和“历史规律”的牵线木偶。在历史的细节中，应该承认人们有意愿在一定的限制下自由选择，正如《偶然的共和国》一书所说:“历史学家的问题是是否有一个合理的选择。就美国事故法而言，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历史上有不同的制度方向。它们是我们的法律制度可能走上的制度方向，也是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实际上走上的制度方向。这也是我们一个世纪前仔细检验过的制度方向。”如果我们否认历史上的这些选择和实验，忽略这些细节，而专注于强调历史规律的局限性，恐怕就太过分了。历史学家泰勒曾在《俾斯麦:凡人与政治家》一书中说:“未来是一片没有地图标记的土地；如果历史学家把世界上最有目的的政治家描述为目标明确、在宽阔的大道上高速前进，他们就会犯错误。更灵活的历史学家承认，一个政治家面前通常有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但即使是他们也会把他描述成一个在十字路口做出选择的人。当然，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规律。但这些规律与洪水流入看不见的沟渠这一事实特别相似，这使它最终流入不可预测的海洋。”伊恩。这也是莫里斯观点的核心。确切地说，他并不认为历史人物在有意识地向某个方向移动，但他只是认为他们必须这样做，即使他们有选择，结果也不会有太大不同，这否认了历史的不可预测性。正是因为他所关注的“法律”过于宏观，他倾向于贬低历史上任何人为因素所发挥的作用，但毕竟是人创造了历史。地理因素使得西欧人很容易发现美洲，但是如果没有这块新大陆的存在，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难道不会发生吗？如果中国走在发现美洲的前面，中国能进入变革的临界点吗？恐怕所有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最后，他对“长期预定论”和“短期机会论”的理论家所说的完全是两回事，根本不是平等理论条件下的对话。尤其是后者通常是经济史学家，他们关注不同社会中的文化、制度等各种人文因素，思考什么样的制度选择会导致不同社会中的不同道路，这与《西方将统治多长时间》的关注点明显不同。即使哪一个“西方”被双方认可也是完全不同的。关注现代西方崛起的经济史学家眼中的“西方”，几乎无一例外，它指的是工业革命核心地区的西北欧地区。事实上，人们普遍认为现代性处于主导地位的也是“西方”，但伊恩？当莫里斯回顾历史时，他窃取了这一概念，并改变了对“西方”的另一个定义，涵盖了欧洲、中东、北非和其他广大地区(在他看来，伊斯兰世界曾是“西方的核心”)，而“东方”实际上仅指中国和日本。综上所述，书名中的“西方”和本书内容中的“西方”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西方”。正如自己引用的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所说，西方有许多学术定义，“西方定义的捍卫者可以以他们认为适当的任何方式来执行它们”，而且“西方”的每一个定义都可以用来促进作者自己的利益。这听起来真的很讽刺。毫无疑问，中国人是最关心“西方能统治多久”这个问题的人之一。因为这里“东方”对应的“西方”主要是指中国；此外，中国人从来没有忘记，中国在漫长的历史斗争中处于领先地位，所以我们实际上把中国近年来的崛起看作是对“回归历史正常状态”的纠正。当然，如果东西方之间的兴衰只是一场拉锯战，那就不值得人们关注和兴奋，而“西方能统治多久”本身就能给我们更多的启示。很容易看见，伊恩？莫里斯已经超越了“你输了，我赢了”的观念——他不满意西方人眼中西方的主导优势，“我们得了一分”，他也不担心2103年东西方地位的预期更替，因为他关心的是“用过去来预测未来”，以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能否成功地解决新的全球性挑战。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中国人很少从地理决定论的角度来思考。尽管有人提到黄土高原应该为中国未能走向海洋文明负责，但这些观点最终仍将被落实到强烈的文化决定论。由于西风东渐，中国人民意识到中国的落后，这一论点经常渗透到相关的辩论中。无论是“丑陋的中国人”、“狼图腾”、“超稳定的结构”等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一些独特的中国文化和制度应该对中国的黑暗和落后负责，而西方化是从野蛮向文明过渡的唯一途径。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爱国者在现代历史上往往对自己的文化持有最强烈的批判态度。例如，鲁迅认为“汉字不死就死”，无政府主义者如吴志辉也认为是母语及其附属的母语文化使亿万中国人陷入困境。它的内在逻辑是:中国可以抛开汉字、中国和中国文化而继续存在，即使中国想生存，也必须脱离中国文化而被彻底淘汰。这样就形成了一套极端二元的话语:光明/黑暗、进步/倒退、现代/传统、世界/中国、新鲜/过时、科学/迷信、革命/反动、重生/死亡、文明/野蛮等等。这一概念假定，一旦中国清除了阻碍进步的传统文化，改变了它的国民性，拥抱并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化，一切都会迎刃而解，它将通过进入一种新的文明生活而得到救赎。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盘西化是一种偷工减料的尝试。梁文道曾经说过，他最害怕看到像“中国文化的精髓”这样的字眼，因为“如果中国的所有问题都是中国文化的错，那么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当然，这种决定论并不认为“什么都不需要做”。相反，它认为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摆脱所有旧的方式。矛盾的是，另一种文化决定论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完全不同，因此中国文化必须沿着自己的社会和政治路线发展，而这种文化决定论实际上是根植于中国文化之中的。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认为文化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决定因素。但是伊恩呢？莫里斯在《西方将统治多久》中蔑视文化因素。他不认为文化因素比地理因素更具决定性。在他看来，这只是一种刻板印象，西方文化的某些分支具有神秘倾向，而逻辑思辨也可以在东方文化中发展；而一些曾经被认为是导致落后的因素，如儒家价值观，“现在这些似乎是巨大的优势。”这也是一个讽刺的方面:事实上，现在中国人比西方人更相信“长期决策”理论。研究科学技术史的陈方政倾向于认为西方科学技术的优势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确立。简而言之，双方的优势和劣势都是由文化根源决定的。相反，许多西方学者不太确定这样的结论。现代史的经验也表明，无论初衷是什么，如果只把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看作是需要改造和能够改造的对象，那么在现实中是很难实现的。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谢伟思，作为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儿子，已经认识到“无论发生什么，中国都不能靠信仰耶稣基督而得到拯救和现代化”。归根结底，东方和西方都是巨系统，每个巨系统总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混合矛盾。没有一个庞大的系统能够保持长期的自我完善。毕竟，所有的系统都是由人制造的，他们可能会提前遇到不可预见的极端情况。关键是要有多重试错能力。无论如何总结历史经验，历史上总会有“意外”:早期人们认为新教是现代化的必要动力，而日本的东方文化是其障碍，但最终日本成为发达国家，这证明了即使这些文化因素得不到促进，至少也不会阻碍其现代化。每次出现这样的例外，都需要新的理论解释。毕竟，现实不可能遵循和适应理论。十年前，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洛杉矶的一次私人聚会上说:“对我们来说，一个更好的选择是，当我们不再是世界第一的时候，试着利用世界第一的位置来创造一个可以舒适生存的世界。”应该补充的是，创造一个“舒适的世界”不仅是“西方”的选择，也是所有人的创造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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