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泰富大腕云集 “国家队”和另类投资者护航-国土报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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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泰富是大型中央企业中信集团的子公司。2008年，中信泰富以155亿港元的外汇合约巨额亏损震惊了市场，失去了投资者的青睐。

母公司的借壳上市让中信泰富重新出现在市场的聚光灯下，“大人物”聚集在它周围。在中信泰富公布的第一批机构投资者名单中，国家社保基金、四大国有银行等“国家队”都出现了；在第二大机构投资者名单中，腾讯、周大福和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令人印象深刻。

“蛇吞象”，中信泰富反过来收购了母公司

4月16日，中信泰富发布了反向收购母公司资产的公告，这意味着中信集团将向中信泰富注入其大部分净资产和2250亿元股东权益，实现整体借壳上市。

4月16日，中信泰富发布公告称，中信泰富以现金方式收购中信100%已发行股份，并发行新股，其中现金支付499.2亿元，其余1770.13亿元以已发行股份支付，每股价格为13.48港元，待发行股份约165.79亿股。为了保持公众持股不低于25%，中信泰富需要再配置46.75亿股。

2011年，中信集团投入大部分现有经营净资产，与北京中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信股份”)..

注入中信泰富的资产包括银行、电信、证券、汽车销售、资源、卫星服务、房地产和工程承包。根据中信集团官方网站数据，截至2013年12月31日，集团总资产为人民币39，657.03亿元，目标集团股东应占权益为人民币2，250.51亿元。

这一计划立即引发了资本市场的震荡。在具体方案披露前，中信泰富宣布母公司拟借壳上市，导致中信泰富股价上涨13.43%，至每股14.36港元。

由于中信泰富的收购目标几乎是其自身市值的6倍，此次收购被视为“蛇吞象”交易，也创下了香港市场历史上最大的收购金额。高盛随后发布报告称，中信泰富收购中信股份符合中央政府推动的国有企业改革。如果交易完成，中信泰富将成为中国最大的上市综合企业。

根据高盛(Goldman Sachs)的报告，中信泰富2012年注入中信泰富的股份比例为:金融服务84%，房地产和基础设施5%，资源和能源5%，工程承包1%。

1979年10月，“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在邓小平的带领下创建了中信集团，中信也成为金融领域的“特殊窗口”。在接下来的30年里，中信集团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中央企业。拥有中信泰富、中信银行(报价、咨询)、中信证券(报价、咨询)、中信重工(报价、咨询)和中信国际电信等十多家上市公司。

事实上，中信集团的整体上市计划是从2008年开始的。然而，由于国际金融危机、政府更迭以及中信泰富的巨额亏损，上市之路充满波折。据报道，时任中信集团董事长的孔丹曾表示，他不需要中央政府的任何财政支持，只要中信在海外上市，他就可以再获得100亿美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向，这成为中信证券整体上市的契机。一些分析师表示，中信证券整体上市可能成为国有企业重组的样本和基准。

由于中信集团的核心资产已经在香港和a股市场上市，而在整个a股市场上市是违法的，香港成为中信集团上市的首选地。

至于为什么不通过ipo上市，常公开表示，中信已经有很多上市公司，如果再进行ipo，投资者会感到很困惑。

因此，通过壳公司上市已成为中信泰富整体上市的最佳方案，已在香港上市的中信泰富自然成为首选。常表示，目前的计划对中信泰富和中信股份来说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常在接受《财经》采访时表示，中信泰富对澳大利亚铁矿石的后续投资巨大，中信泰富的“小马车”不堪重负。通过采用目前的方案，以集团的实力接管澳大利亚矿，不仅实现了整体上市，也减轻了泰富的压力。

过去，“紫色股”曾陷入两次金融危机

1991年，以荣智健为董事长的中信泰富以“紫筹”的名义出现在香港交易所的上市公司名单上。“紫色筹码”是红色背景的蓝色筹码。此后，中信泰富一直活跃在内地和香港市场。

中信泰富作为一家借壳公司，也与自身情况有关。在香港市场上被视为“紫色筹码”的中信泰富，已不再是市场的宠儿。尽管中信泰富是恒生指数成份股，但它陷入了收购澳大利亚铁矿石项目的泥潭，并遭受了巨额外汇合约损失。

分析师表示，与中信银行、中信证券等中信集团优质资产相比，中信泰富是最佳整体上市平台。

中信泰富创始人荣智健是荣毅仁的儿子。据公开信息，1986年，44岁的荣智健正式加入中信泰富担任总经理。荣智健进入香港中信时，提出了就业制度是独立的，拥有相当大的权利，从此香港中信进入了荣智健时代。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荣智健带领香港中信证券通过收购上市公司泰富公司实现了在香港上市。

在荣智健的领导下，中信泰富在资本市场上如火如荼，先后完成了多项收购，包括收购国泰航空空公司、港龙航空空公司、香港电信等。1992年，在李嘉诚、郭鹤年、郑裕彤等人看来，

一系列的收购使中信泰富在资本市场上声名鹊起，股价翻了一番，也为其继母的借壳上市积累了机构投资者。

1996年，荣智健借香港回归之机增持中信泰富股份，此后多次荣登福布斯榜首。

在中信泰富的历史上，中信集团曾两次在面临困难时伸出援手，一次是在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另一次出现在2008年，当时中信泰富的外汇合约遭受了巨大损失，引起了轰动，震惊了资本市场，严重损害了中信泰富。

2008年，由于杠杆式外汇交易合约的影响，中信泰富遭受了巨大损失。中信泰富经营钢铁业务，澳大利亚是铁矿石的主要出口地区。当时，中信泰富与花旗银行(Citibank)和汇丰银行(HSBC)签署了数十份杠杆式外汇交易合同，以降低西澳大利亚铁矿石项目面临的货币风险。

这种合约可以在澳元上涨时获取利润，但它背离了套期保值原则。2008年，一向坚挺的澳元兑美元汇率大幅下跌，导致中信泰富在衍生品方面遭受巨大损失。

中信泰富后来意识到该合同的潜在风险，终止了当时仍然有效的一些杠杆式外汇合同，但该公司的已实现亏损达到8.077亿港元；与此同时，中信泰富仍有一些有效的杠杆式外汇合约，按公允价值计算亏损147亿港元。实际亏损加上浮亏总计155亿港元。

这一事件还导致了荣智健的辞职，他没有退休计划，以及“红色资本家族”淡出中信。

随后，母公司中信集团同意提供15亿美元的备用信贷，并注资116亿港元帮助其渡过难关。通过救助计划，中信集团在中信泰富的持股比例增至57.6%。这也为中信集团通过中信泰富上市奠定了基础。

“国家队”和“另类”投资者护航

中信集团借壳上市，机构投资者阵容可谓豪华，不仅有以社保基金和四大国有银行为首的“国家队”；还有“另类”投资者，如腾讯、马来西亚首富郭曼·海宁、周大福和雅戈尔。

在中信泰富反过来收购母公司之前，万洲国际(前双汇国际)宣布在香港上市。尽管有29家具有新历史的保荐人陪同，但由于机构认购不足，万洲国际不得不暂停在香港上市。然而，中信泰富没有这个问题。

根据中信泰富5月份公布的首批机构投资者名单，公司已与15家投资者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股份认购总额为395亿港元，占收购完成后中信泰富发行股份总数的11.78%。

相关认购协议签署后，中信泰富在收购完成后的公众持股比例将超过15%，已达到香港交易所批准的公众持股最低限额，也符合股权转让协议中的配售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15家投资者中，均为国内外大型投资机构，如国家社保基金、四大国有银行、友邦保险、中国人寿保险(报价、咨询)、淡马锡控股等。据媒体统计，在11.78%的认购股份中，国有资本的比例约为9.47%。

其中，社保基金通过工银瑞信和博世基金认购12.5亿股，总认购价为168亿港元，占中信泰富已发行股份总额的5%，是此次配售的最大单个机构投资者。

中国人寿总认购价为5亿美元，占1.15%。

与第一批“国家队”相比，第二批的10家机构投资者就“大不相同”。除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和中化集团，其他投资者都是非国有企业，包括腾讯、雅戈尔、周大福和马来西亚首富郭曼·海宁。10家机构投资者认购的中信泰富股份总额为53.48亿港元。

在第二批投资者中，许多机构与中信泰富和中信集团关系密切。据媒体报道，中信泰富(CITIC Pacific)宣布的两家机构——马来西亚的trendfield和新加坡的baylite均为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所有，总认购额度为15.5亿港元，占股份的0.46%。

郭鹤年长期以来一直与中信泰富合作。1992年，在李嘉诚和郭鹤年的帮助下，中信泰富成功收购了常恒企业。郭鹤年曾通过其子公司持有中信泰富20%的股份；在常恒企业的收购战中，周大福的家人郑裕彤也帮了忙。

中信泰富宣布，周大福代理有限公司认购5000万美元股份，占股份的0.12%。

此外，腾讯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峨眉山投资认购了5000万美元的股份，占股份的0.12%。今年3月，腾讯和中信银行在中国联合推出了第一张虚拟信用卡，但被央行叫停。据媒体报道，常曾表示，“新”中信将优先支持上市后有转型需求的传统产业，包括中信银行和腾讯进行的互联网金融尝试。

此外，第二组机构投资者还包括雅戈尔、海洋国际和其他公司。雅戈尔宣布，中信股份收购整合后，中信泰富将成为中国最大的综合企业集团平台，其业务范围将扩大到中国经济中的重要行业和新兴行业。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稳定性，激发协同效应。

分析师认为，中信“新”之所以引入非国有战略投资者，是为了实现股东结构多元化，以适应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发展方向。

招商证券(报价、咨询)分析师表示，市场大多从深化国企改革的角度理解中信证券的整体上市行动。中信股份在香港上市，一方面在形式上保持了北京中信集团作为最终控股公司的地位；另一方面，中信股份总部迁至香港，成为市场化运作的真正决策中心。同时，中信集团的多层上市结构对深化央企改革和整体上市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可以预见，新一轮国有企业整体上市的浪潮即将到来。

中信泰富大腕云集 “国家队”和另类投资者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