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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秋天的广州南湖宾馆。叶剑英、顾牧、荣毅仁会面,中共两位领导人提议荣毅仁出来办企业。这时,荣毅仁已经有了经营信托投资公司的想法。

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在1978年确立的。然而,中国渴望融入世界,面临着金融困境和制度弊端的双重困境,中国渴望找到解决办法和人才。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集团的前身,以下简称中信公司)脱颖而出。

1979年10月,在邓小平和叶剑英的倡导和支持下,荣毅仁创立了中信公司。

与中信建投初期国家拨出的2.4亿元现金相比,截至2013年底,中信集团总资产达到4.3万亿元。自2009年以来,中信集团连续五年入选《财富》全球500强。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中信集团得到了政府非同寻常的支持和高层的关注,但中信集团在过去35年的发展并不顺利,经常受到行政干预和传统规划思维的压制;它不仅是制度创新的旗手,也是改革实践的先锋。同时,它经常被误解,甚至被视为流浪狗。

中信袁琪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邓小平、叶剑英、王镇在一次谈话中一致同意,邀请原工商企业界人士、具有丰富经营管理实践经验的荣毅仁到中国去工作,在对外开放事业中发挥作用

回顾中信的历史,我们首先回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原点——1978年。

改革开放之初,全国各行各业都在等待着繁荣,“努力工作,夺回失去的时间”几乎成了当时中国各行各业的共同目标和口号,中央政府也制定了第三次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的政策。

1978年,国务院有关部门签订了22个成套设备项目的进口协议,外汇需求总额达130亿美元。到1977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9.52亿美元,到1978年底,只有1.67亿美元。外汇支付存在明显的缺口。

在此之前,新中国曾两次大规模引进技术和设备,一次是依靠苏联的贷款,用资源和材料作为偿还的保证,另一次是采取延期、分期付款和补偿贸易的方式。长期受“左”倾思想影响,“不内债、不外债”的观念深入人心,债务管理在中国被视为禁区。当第二次引进时,中国仍然不敢借钱,这大大限制了引进的规模。

同样的问题导致第三次大规模引进设备迅速刹车。经济发展的寒流不仅来自国家的财政困境,也来自制度的缺陷和弊端。

然而,上述两个缺点的转变在当时严密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内是无法解决的。中国需要在制度边缘使用一种力量来推动制度变革。

据原国家副主席王镇介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邓小平、叶剑英和他在一次谈话中一致同意邀请原工商企业界具有丰富经营管理经验的人士荣毅仁到中国去工作,在对外开放事业中发挥作用。

此后,邓小平在著名的“火锅宴”上向荣毅仁提出了要求:要亲自主持单位工作,多做对外开放和经济工作;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全面责任,包括利用人权;彻底消除行政干预;有权接受合理的任务,拒绝不合理的要求。

这无疑是邓小平代表中央送给荣毅仁的一把宝剑。在接下来的100天里,经过反复思考和考虑,荣毅仁写了一封信,向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通报了成立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想法,这一想法很快得到批准,但名称改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至于中信的地位,国务院当时说“国务院直属机构,与中国银行比较(报价、咨询)”。身份有多种形式,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司印章的级别,中国银行使用最高的“国徽印章”。

中信筹备组的人意识到,如果中信能够使用这种印章,将对未来的发展非常有帮助。

为此,筹备组成员之一的叶选基迅速前往中国银行北京办事处,为三家中资银行盖章,并要求国务院副总理顾牧批准中信的参考产品。据报道,顾牧当时认为,既然国务院决定将中信泰富与中国银行进行比较,他就断然同意了叶选基的要求。

叶选基向《财经》记者回忆说,两个月后,他在中南海会见了顾牧。顾牧抱怨叶选基伤得很重,其他人则抱怨他“不能把徽章交给中信。”中信泰富最终形成了一个既成事实。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带有国徽的特殊公章是对中信特殊地位的最好解释之一。

开拓新的前景

刚刚开放的中国遇到了最荒谬的困境。客人来了,就没有地方住和做生意了。这种困境后来催生了中信泰富的第一桶金

“什么是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以及如何去做,其实谁也没有经验。”常告诉《财经》记者。

中信公司成立之初并未立即收到资金拨付,初期运营资金由荣毅仁亲自提供。因此,公司经常资金不足,迫使中信公司“寻找自己的出路”。

据一位参与公司筹备和启动的人士透露,虽然公司的名称是信托投资公司,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清楚具体要做什么业务。这家公司刚刚成立,主要是为国内外企业牵线搭桥。

刚刚开放的中国遇到了最荒谬的困境。客人来了,就没有地方住和做生意了。这种困境催生了中信泰富的第一桶金。

中信公司在1979年成立时,前瞻性地设立了房地产部,明确将房地产作为商品对待。

当时,我国城镇国有土地实行单一的行政划拨制度,土地使用权不能在土地使用者之间转让。从事房地产管理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典型做法。

荣毅仁看到改革开放后外商大量涌入带来的生活和办公需求,决定突破体制约束,按照“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主建设”的方针投资北京国际大厦。这是中国第一座高档涉外商务办公楼。

据当时参与建设的中信地产前副总经理叶选基介绍,中信当时也有一个突破,那就是国际大厦建成后,按照市场定价方式租给了98家外企,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租金等于成本加一定利润的惯例。

由于采用了市场定价,中信泰富很快收回了高租金带来的投资,尝到了按市场原则办事的甜头。

如果房地产行业率先让中信泰富落户,那么中信泰富就会发行债券,搭建中国企业与国际资本市场之间的桥梁,为中国筹集宝贵的资金。

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22个重点项目之一的江苏仪征化纤项目一期因资金短缺濒临关闭,中信公司提出了海外发债的解决方案。

1982年1月,中信公司在日本成功发行了100亿日元的私募债券,挽救了仪征化纤项目。

这使得中信公司成为新中国第一家在海外筹集资金的发行公司。这种投融资模式称为仪征模式。

当时,中国几乎没有可以称为公司的企业,法律制度也不完善。为了打消海外投资者的疑虑,企业需要政府支持债券融资。

改革开放之初,中信不仅利用自身优势帮助国内大型项目融资,还率先发展融资租赁业务。上世纪80年代,中外合作租赁公司向中国引进了20亿美元的外资。

同时,为了促进中外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相互了解,中信泰富在中国成立了第一家专业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并于1984年与英国朗曼公司合作出版了《中国投资指南》。这是中国第一本介绍中国对外开放相关政策法规的书。

这些开创性的工作不仅搭建了中外经济合作的桥梁,也为中国相关产业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出国

“你为什么不投资海外?中国的发展必须从海外进口大量的原材料。”

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400亿美元,首次超过吸收外资。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

30年前的1984年,中信公司率先发起了国有企业“走出去”的运动,而中信的“走出去”则是来自高层管理人员的建议。

1984年,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向荣毅仁建议:“你为什么不到海外投资?中国的发展必须从海外进口大量的原材料。”荣毅仁立即安排中信进行调研,并于当年2月提出申请。

中信的行为当时没有被大多数人理解。中信股份副总经理张回忆说:“当时的主流观点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该是资本流入,而不是流出,海外投资只是一记耳光。”

1984年10月,中信投资美国第一家海外企业——西林公司,主要从事林业和木材加工。

1986年,中信投资1.1亿澳元收购澳大利亚大学波特兰铝厂10%的股份;同年12月,中信和加拿大电力公司共同收购了塞尔加纸浆厂。

1988年6月,中信投资1350万美元收购美国凤凰钢铁厂。

虽然这些项目幸存下来的不多,但在当时,它们为中信证券提供了良好的利益,并积累了参与国际市场的丰富经验。

据直接负责收购selga纸浆厂项目的中信银行前副行长王力告诉《财经》记者,荣毅仁为selga项目的谈判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中信不出资,收购资金全部以项目融资的形式进行;第二,中信不会为此次交易提供任何担保。

即使在中国,这样的条件也非常苛刻。王丽拿着美林证券提供的投资银行业务入门书上了飞机,开始了解什么是项目融资。到达加拿大后,她立即与鲍尔谈判。

令对方惊讶的是,当时中国企业对项目融资这一复杂的融资工具非常了解,在没有太多坚持的情况下就同意了中信的两个条件。

在对项目融资的概念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王力刚刚洽谈了一个具有世界第一实力的项目。

王力表示,中信海外业务是在“没钱没团队”的背景下,依靠创新精神和勇气逐步发展起来的。

中信泰富走向全球时,并没有忘记香港,当时香港已成为亚洲的金融中心。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通过谈判决定于1997年和1999年收回香港和澳门,这也为中信集团在香港和澳门开展业务奠定了基础。

许多年后,中信证券本身被转变为一家香港公司,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

自1986年以来,香港的一些金融机构出现了问题。中信集团收购香港嘉华银行,并更名为中信嘉华银行。此后,中信证券逐渐将其在香港的业务扩展至航空、贸易、基础设施、卫星通信和基础电信。1990年,中信香港集团收购上市公司泰富发展,更名为中信泰富,并向中信泰富注入大量优质资产,使其成为香港第一家上市红筹公司和香港重要的大型上市公司。

中信缘起:邓小平“钦点”荣毅仁

中信转过身来

尽管避开了亚洲金融危机,但中信泰富的领导层意识到,该公司迫切需要找到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起初,荣毅仁拥有前瞻性的银行业务,这为中信进入金融业奠定了基础

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再次坚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中国的大门变得更加敞开,而中信公司作为一个窗口的重要性逐渐减弱。

1993年以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开始,逐步形成了产权清晰、法律完备、经营规范、竞争公平的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是明确的,中信公司必须全面清理整顿业务。

当内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时,中信面临巨大挑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王军开始接任公司董事长。

据王军向《财经》记者回忆,根据中信当时的债务结构,单笔汇兑损失需要用中信十多年的利润来弥补,而中信国内业务比较缺乏。在他刚刚接手公司后,中信证券依靠海外业务的收入来支撑。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最终彻底打破了中信泰富18年的经营轨迹。1997年金融危机前,中信证券70%-80%的收益来自海外,危机的到来导致中信证券的外汇收益大幅下降。此时,中信再次面临偿债高峰。

中信证券是如何跨越1997年的债务缺口的?几年后,王军表示,这应该从有争议的100亿港元资产转让开始。

1996年下半年,中信泰富(CITIC Pacific)迅速突破每股35港元的价格。中信泰富是中信集团在香港的子公司。当时,中信集团向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汇报,“考虑出售部分资产”以补充资本,并打算将部分股份转让给荣智健和中信泰富管理层。

最终,中信以每股33港元的价格转让了中信泰富18%的股权,中信集团获得了108亿港元。此后,中信泰富的股价一度升至每股58港元,王军被控低价出售国有资产。业内有很多讨论。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受中央委托与王军进行了会谈,王军如实解释了整个事件过程,承认没有及时向国务院报告,愿意承担相关责任,但同时表示,中信泰富的初始投资为2.5亿港元,现已出售18%的股份,收回108亿港元,不仅保持了其在泰富的控股地位,还实现了国有资产的大幅增加。

王军表示,如果没有当时出售中信泰富所得的108亿港元,中信泰富将很难熬过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并保持其从未拖欠外债的历史。这一事件也成为王军认为自己在中信集团做过的“最成功的事情”。

尽管避开了亚洲金融危机,但中信领导意识到公司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发展方向,荣毅仁前瞻性的银行业务为中信进入金融业奠定了基础。

1987年,经多次申请,国务院批准中信公司组建中信实业银行(中信银行的前身,以下简称中信银行);1988年,中信公司进行机构改革,在原有营业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信实业公司,作为经营信托投资业务的金融机构,是中信信托的前身;1995年,中信公司整合其子公司证券业务,成立中信证券(报价、咨询)。

自1994年以来,中信公司明显地将其资本战略向金融业倾斜,其结果已经开始显现。

从1996年到1998年的三年间,中信金融的利润占中信利润的80%。金融业已经成长为中信集团的支柱。

财经聂

在中信集团整体上市前夕,中信金融仍贡献了80%的资产和80%的利润

在中国金融业发生巨变的前夕,中信集团公司于2002年重组为中信集团公司,为中信集团金融业未来的腾飞做好了准备。尽管中信集团获得了几乎所有的金融牌照,但当时真正对集团有贡献的仅限于银行和证券。

中信银行的总资产占整个集团总资产的80%以上。2002年,中信银行成为王军最大的心病,270亿元的不良资产每天困扰着他。中信银行的组建和转型呼声很高。

几年后,王军说,如果中信银行当时倒闭,就不会有整个中信。

然而,王军看到了通过市场手段改造中信银行的机会。因此,无论是在国务院召开的会议上,还是在银监会召开的会议上,王军都为中信集团提出了两项政策,一是允许中信集团发行金融债券,二是给中信实业银行四年时间进行业务重组。

有了这两项政策,中信集团可以“找到自己的出路”。截至2005年底,中信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8.18%,符合监管要求。

2007年,中信银行同时在香港和上海上市。中信集团已基本收回对中信银行的全部投资,并持有近70%的股权。

与银行相比,中信证券已成为彰显中信创业精神的金融支柱。

中信银行上市前,中信证券于2003年成为首家a股上市证券公司,不仅解决了资本不足的问题,而且在全行业陷入危机的情况下,抓住机遇,先后收购万通、金通证券,重组华夏证券,迅速确立了其在中国证券业的领先地位。

国际视野在中信人的基因中再次发挥了作用。2013年,中信证券完成了对CLSA全部股权的收购,成为首家在全球主要市场拥有广泛网络的中国证券公司,对中信证券的国际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自2004年以来,王军实施了重建信任项目。仅仅三年时间,中信信托就跃升至行业领先地位。

现在,在中信集团全面上市之际,中信金融仍贡献了80%的资产和80%的利润。中信集团的金融业为其未来发展提供了一个别人无法比拟的平台。

重新开始

经过多次争论,中信最终确定了“有所为而无所为”的方针和“金融与产业并举”的发展方向。同时,中信集团还承担着探索国有企业改革新方向、推进整体重组上市的任务

中信35年来一直在开拓和发展,近20年来一直在探索广阔的市场。用常的话来说,中信集团在2006年以后开始实现稳定持续的盈利,发展势头良好。

特别是当2006年开始的次贷危机逐渐演变成全球金融风暴时,中信集团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并没有做好准备。2007年,中信集团获得800多亿元融资。至少直到2008年9月,时任中信集团董事长的孔丹仍能轻松访问华尔街。

就在中信正高兴地准备庆祝集团成立30周年之际,风暴突然来临。

2008年10月20日,中信泰富在香港交易所停牌。下午5点,中信泰富发布了盈利预警。半小时后,中信泰富董事长荣智健发布了一个坏消息:澳元衍生品交易的损失被确认为8.07亿港元,有效衍生品合约的最大损失为147亿港元。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中信泰富的亏损继续以每天1.1亿港元的速度扩大,交易亏损的迅速扩大甚至威胁到其母公司中信集团。最终,中信集团提供了15亿美元的应急资金,而中信泰富以每股8港元的价格向该集团增发了股份。增发完成后,中信集团在中信泰富的持股比例从29.4%上升至57.6%,再次成为中信泰富的控股股东。

虽然中信集团挽救了危机,甚至最终获得了很大的收益,但失去对中信泰富风险管理的控制给了中信泰富领导层一个很大的警醒。

多元化不仅是中信的优势,也是对中信风险管理和控制的挑战。如果像中信泰富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中信集团能挽救它吗?中信的方向在哪里?

经过多次争论,中信最终确定了“有所为而无所为”的方针和“金融与产业并举”的发展方向。同时,中信集团还承担着探索国有企业改革新方向、推进整体重组上市的任务。

(本文发表于《财经》杂志2014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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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土报中文版

标题:中信缘起:邓小平“钦点”荣毅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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