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朱镕基当年把许多经济问题给硬掰过来-国土报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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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联想成立30周年。在过去的30年里，我看到了许多变化。

首先，我们要改革开放，停止阶级斗争，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这条路怎么走？事实上，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都有很大的争议。我们应该走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的道路？

现在年轻的同事、朋友和外国人都不明白什么是计划经济。我们经历过。我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计算要购买的仪器和设备，包括进口电脑。解决方案是什么？需要计算上级单位，科学院规划局，先制定一个计划，一年内拨多少钱，先把钱弄好。科学院在哪里决定？根据国家计委的计划。计划委员会把钱分发给科学院，科学院把钱分发给各个研究所。主任的工作是计划每年在学院里做什么，应该用多少钱，去学院打架，打架后把钱拿回来。每个研究所都有一个科学技术部。钱被拿回来后，它将被再次分割和争夺。

柳传志：朱镕基当年把许多经济问题给硬掰过来

例如，在购买计算机时，政策规定计算机的主要部件必须在中国制造，进口的必须用于特殊目的，因为进口涉及外汇问题。然后统计，算出有多少个单位，科学院，卫生部，有多少个单位，全部加在一起，这就是客户的需求，国家把这个指标交给生产工厂。

过去，国家批准了80条生产计算机的生产线。主要的生产任务交给了长城公司，长城公司规定了你今年要生产多少台电脑。组件来自哪里？得找电子部，电子部里可能有一千多个工厂，比如湖南怀化的生产磁盘——怀化是三线，那里已经建了一个生产磁盘的工厂。工厂要自力更生，生产水平不够，所以国家会给你投资。科学研究基本上是闭门进行的，我们不知道在外面做什么。因此，磁盘、键盘和显示器都被分配到不同的生产单元。国家为这些单位设定目标，比如你一年应该生产多少，你有多少员工，你将得到多少钱。各级干部的工资由国家规定。卖东西多少钱，国家也给你定了，事实上，它也是分配的，比如说，把电脑生产的指标转移到长城，然后有一个订单会议，这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一切都是为你安排的。如果产品质量不好，你真的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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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国家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仍与以前一样。例如，外汇问题，我们的私营企业出来后，因为他们没有编制，国家不会给你外汇指数，但是国家每年给长城电脑公司2亿元，其中外汇给了1000万美元，所以空.会有很大的利润我们的中关村(0.00%资本研究报告)企业，包括四通，一分钱都没有，所以他们实际上不得不以高价购买外汇。然而，尽管国有计算机公司拿走了外汇指数，却不能卖出他们所做的，他们卖掉了指数，以6元1美元的价格卖出，并以此为生。也有一些太子党和各行各业的人去有关地方批钞票，批外汇指数和进出口指数。当时比较混乱，走哪条路不清楚，规章制度不太清楚，是一种模糊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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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出来经营一家公司时，一些经济学家已经领先了。例如，吴敬琏强调市场的作用，绰号“吴市场”，李一宁叫“李股份”，曹思远叫“曹破产”。这些经济学家已经介绍了他们的想法。

1990年后，在计算机领域，国家可能知道保护民族工业的结果是他们真的很落后，不能使用。因此，国家从1990年、1991年、1992年和1993年开始逐步放宽进口许可，并于1994年完全取消进口许可，进口整机的关税从原来的200%降低到20%以上，从而开始大量进口国外机器。

长城在1993年被完全冲走了，因为它根本卖不出去。因为我们生来就是代理人，我们在那种混乱的情况下挣扎，我们必须了解什么是所谓的市场经济。你在哪里学的？我根本没有从书本上学，主要是在代理别人的过程中摸索。因此，当国家真正开放时，我们仍然知道企业应该做什么。

在这个阶段，国家一直在整理经济秩序，其中朱镕基发挥了重要作用。计划经济历史上的许多问题，如人民币与外汇的对接、国有企业改革、三角债务等。特别是在房改中，事实证明，我们在电脑中划分的房屋必须根据服务年限和年龄等指标进行评估。当然，我们分开的房子都是非常小的房子。后来，这个国家很快把房子卖给了所有人。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拿着钱在市场上购买，这在中国形成了一个大的房地产行业，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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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加入世贸组织成为我国追求的目标，因为如果你想与世界上其他国家联系，你必须是市场经济。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坚持不懈地做出了改变。我们做生意，你得问问张瑞敏、、任，他们有没有经历过前一段。

企业最需要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中竞争，但是我们曾经在一次混乱的碰撞中挤出一条路，最后我们走进了一条比别人游得更快的大河。如果你简单地谈论过去的30年，如果你想谈论企业是如何发展的，你应该首先谈论国家是如何改革的。

在美国，企业家刚刚成为财政部长，退休后成为公司董事长。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后，他们将竞选总统。在中国，当官员和当私营企业家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决定我想做什么。我非常想成为一名企业家。

起初，我们是一家由科学院投资的国有公司，但因为我们被排除在计划之外，我们被视为私营企业，没有任何指标或任何东西。但我们是国有企业。当时，这家公司有一个级别，所谓的级别。我是联想的第一任常务副总经理。一年后，总经理被研究所召回。他本人愿意回到研究所，而我决心成为一个企业。在1992年和1993年，联想在中国科学院已经是一个相对较大的公司。在这种情况下，我实际上有可能回到科学院，但我没有犹豫。主要原因是我认为我们国家最终会有这样一个机会，这样企业本身就可以有一定的空展示，环境也在逐步改善，将来会有更多的发展，并且有可能走出去进行并购和进入其他领域。但是一旦环境变坏了，我会马上坦诚。我不会为了给企业赚更多的钱而冒更大和不必要的政策风险。中关村的很多企业都因此发生了事故，我不会坚决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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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国科学院有一个非常好的机制。科学院的领导可以让我充分发展，独立决策。我也认真克制自己。例如，我按时全额支付学费，从不违反合同。内部和内部都一样，我做事非常透明。我真的得到了领导们的信任。我在这里工作，我有这样的条件。为什么我做不好呢？

另外，在1998年，我也积极争取了职工持股会的股份，员工可以拥有35%的股份，这已经很好了，大家都很有动力。

现在，政府说要依法治国，成为法治国家，这很好。

谈到与政府的关系，首先，我不会说任何违背我意愿的话，其次，我不会说任何伤害我自己的话。有些事情我不明白，或者我不同意，或者我不明白，这和政府的意见很不一样，因为我真的不太明白，我不会说出来。如果长时间被证明是不好的，我会考虑是否说出来。这个判断也很重要，我要对我们公司这么多人负责。专家学者专门研究公共事务。他们可以彻底地分析这些问题，并且可以对它们进行辩论。我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当我们用两句话互相询问时，我们是平的。我只知道什么政策在多长时间内有利于企业的发展。我的常识告诉我，这些政策也有益于国民经济和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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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对中关村和我们集团有着特殊的意义。当时，中国科学院院长周访问美国，发现外国的高科技产业化是在企业中进行的。回国后，他提出要改革科技和办企业，这导致了整个中关村。现在中关村剩下的企业不多了。还剩多少？我不知道王石为什么在1984年开始创业。张瑞敏于1984年开始创业。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在今年开始创业。是不是因为中国在1984年正赶上宽松的货币政策，而我们当时没有好好研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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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健康状况最差的时期是1987年至1990年。那些年里，我每年都要死去活来。例如，有一个很大的损失，如外国企业大规模进入中国。这种事情发生在每年都能看到的地方，一年有两次以上，很吓人。

如果今天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在我身上，我的心会很平静，不是因为它小，也不是因为我看不起它，而是因为我知道如何应对它。我经常告诉我的同事为什么人们在总结和思考方面很勤奋。事情过去后，你会反复研究和比较。下次你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也就不会有这么大的紧张了。这是我的工作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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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与联想集团的外籍ceo打交道时，我能够顺利处理，这与联想香港公司的损失有很大关系。当一家香港公司的亏损负责人做得不好时，我告诉他该怎么做，但当他做不好时，我没有插到底。如果这种事情遇到其他公司领导，他们往往会非常生气，他们会直接去找他的下属。当时，我没有插上电源。重要的原因是我回了北京一段时间，又去了香港一段时间，由双方负责。在香港插完之后，我回到北京，他会再次颠覆整件事。所以我没有插入。最终结果是什么？他干净利落地证明自己错了，所以我干净利落地邀请他出去。如果当时我干预了一些事情，事情会变得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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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这可能是一个成功，但它让我恶心，我非常紧张，我晚上睡不着，我投入了120%的精力。以后，我就能掌握分寸了。什么是谨慎？如果你做一两次，如果你做得更多，你就会找到它。这有点像张炳贵(王府井[0.00%资金调研报告]百货商店的销售人员)卖糖，他过去一直抓着它，因为他过去常常看到抓着它的感觉，而且他总是抓着它，这非常准确。只有通过不断的重复和勤奋的思考，才能获得适当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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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商业领袖，很难避免发脾气。我在香港的同事面前发脾气。那些尖刻的话不能单独告诉他，因为如果我单独告诉他，我就不能第二次告诉他。他会说，“你什么意思，我不能去？”。这就是为什么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发言，因为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

我的管理思想是在1997年以后逐渐形成的，当时我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和惠州工业园的员工一起努力理解我的讲话。每年我都会给员工做一个演讲，这个演讲需要近两周的时间来思考和准备，主要是为了理解我想说的话，而不是说我不能理解的话。一段时间后，我会回头看看以前的想法是否正确，这就是我如何逐渐总结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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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我是企业的教父，其实我并不认为自己是教父。冯仑说刘传志应该挂在墙上当照片。我说，如果你吃喝玩乐，就把我作为一张照片放在那里。为什么？现在让我们更随意地谈谈。如果我像教父，我会穿得很庄重。我还是想说我想说的，但是我不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每个人都愿意联系。我在说我的真实感受。

一个企业必须有人考虑它的长远发展。职业经理人不是企业家，他们只是拿一份薪水，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在这段时间里做好工作，不太考虑企业的长远发展。

上次我听一位学者说，这个行业在不断变化，世界上怎么会有百年老店呢？这不是真的。因为有两种情况:一是行业本身会活得更久。例如，有一次我们去日本，我们在街上看到一辆手推车，有一对老年夫妇在卖面条。我们一边吃面条一边和他们聊天，他们是前世传下来的。这个行业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了。另一个是企业在不断变化。在改革中，诺基亚之前没有生产手机，但最近的转型并没有变得更好。如果情况好转了呢？一个真正的家族企业必须把这件事传下去。我在法国见过几个这样的家族企业，它们都有相当大的规模。19世纪的怡和(Jardine Matheson)公司能够经营公司这么多年，但事实上必须不断改变角色，调整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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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希望通过文化和创新的激励机制走家族企业之路。这很困难，所以领导者应该考虑把企业经营好，而不仅仅是个人收入。在企业发展中，资本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人力资源本身也可以包含在股权中，因此需要认真考虑。我们的老同事退休去世后，他的股票仍然可以继承，也就是说，赞扬他创业时克服了各种困难的结果。否则，谁会开始他的事业？我们正在摸索机制和制度，不敢说我们会成功，但现在公司所有的同事和最高管理层都决心走这条路，我们不敢说我们能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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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自己的发展战略目标实际上是跟随中国的大局。我们看到哪些地区正在发展空，哪些地区相对稳定，不太可能受到国际经济和政治局势的影响。这些行业必须在传统领域，如农业食品、医疗保健和健康。在中国，这些领域中的许多看起来都很成熟，但实际上它们给了我们巨大的发展。单说农业，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但事实上，中国不仅工业落后，而且农业也极其落后。现在我们需要采用合作管理模式。合作管理的目的是什么？不仅仅是为了科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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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科学管理的时候了。当我们访问智利时，中国的土地非常贫瘠，有机物含量只有0.2%，而智利最差的只有3%，最好的超过10%。肥沃的土地和贫瘠的土地，我们能种植同样的东西吗？事实上，土壤的肥力可以通过科学技术来提高，而科学技术在除病虫害方面的应用应该得到推广，这必须以规模经营为基础。因此，像陈少鹏(联想控股旗下沃佳集团的总裁)一样，他们有两件事:第一，他们如何与大规模经营的农民打交道；第二是转让先进技术。这两件事应该做好，这不仅对农民有利，对我们也有利。我们需要用工业思维来改造农业，困难在哪里？一个企业应该有良好的文化，严格遵循产业思维，不能妥协，做不到就放弃。联想在这方面相当成熟。我们为什么不在上游和下游都做好呢？所以现在联想控股的主力正沿着这条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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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互联网非常热，就像当年的电脑一样，它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中心。我们过去一直呆在这个中心，但现在联想集团实际上离这个中心并不太远，联想控股想研究如何真正实现农业和食品等传统产业的国际化和现代化，以及如何利用科技思维改造农业，这不太现实。当我们站在它的最前沿时，我们不是为了炫耀而站在最前沿。我们的目标是可以承受的。你看，我从来不做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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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重视战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应该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如何选择实现目标的途径以及如何调整它。现在，就像马云说的，互联网应该先做。以我的实际经验，这真的不是很好理解，但我可以很好地利用互联网为我们的业务服务。我想用互联网来销售、营销和解决供应链和库存问题。我认为互联网实际上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一种手段。马云来到我们公司谈话，我们也去雷军详细谈了，去刘详细谈了，又和马谈了。我在互联网行业有很多朋友，不仅是我，还有下面的人都会出去研究我们能理解和接受的，以及我们不能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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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如果中国能够率先拉动内需，刺激消费，成为未来中国gdp发展的主导力量，中国经济将形成良性循环，目前国家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因此许多必要的消费产业非常重要。虽然这些都是传统行业，但很多仍然是旧的管理方式，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改进和突破管理。我们可以把它和互联网结合起来，这也将成为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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