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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生产大竞赛的开展
从1939年春在延安开展起来并逐步向陕甘宁、晋冀鲁豫、晋西北等抗日根据地扩展的大生产运动，得到了广大军民的热烈拥护。各级政府、工会组织为了鼓励和保护广大群众参加大生产的积极性，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劳动竞赛，并对竞赛中产生的英雄模范人物、先进集体和领导者，根据贡献大小给予精神和物质的奖励，这种方法有力地促进了大生产运动的开展。
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意见，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于1940年5月从抗战前线回到延安。“朱德回到延安后，一方面给多个机关和学校讲述华北抗战形势，继续指挥前方八路军的重大战役，另一方面集中精力来抓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朱德不仅在乎农业生产，也十分在乎工业生产。1940年10月，朱德到陕甘宁边区的工厂考察从业，而后在《中国工人》第10期上发表了《参观边区工厂后对边区工人的希望》，指出“边区的工人，正负担着重大的任务。这个任务是什么？这个任务就是一再自力更生的大体上，从经济上树立现在八路军和新四军巩固的后方，树立未来的新中国的模范区域的基础。这是一个光荣而伟大的任务。边区工人应当勇敢地把这个任务负担起来，首先在快速发展经济建设的从业中，成为边区人民的模范”。接着，朱德对边区工人提出五点希望，其中第一些就是希望在中国工人队伍中出现多个苏联的“斯达汉诺夫运动者”。
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率先响应朱德的号召，决策在陕甘宁边区广大职工中开展生产劳动大竞赛，并于1941年3月20日发布了《关于迎接“五一”生产大竞赛的各项办法》。该竞赛办法规定竞赛日期为1941年3月25日至4月25日。竞赛目标为超过本年1月或2月的最高产量。当选竞赛英雄模范人物应具备的条件包括：一、从业上能遵守劳动纪律，节省原材料，爱护工具；二、技术优良，超过个体生产计划；三、出品质量精美；四、在技术上有特别的发明与贡献者。凡具备以上四条者，经全厂大会民主选出。
抗战时期延安南泥湾的生产场景
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专门聘请15位知名人士组成“五一”生产大竞赛评判委员会，分别是朱德、李富春、邓发、林伯渠、高自立、叶季壮、袁福清、陈希文、高长久、毛远耀、章百生、章萍、祝志澄、贺瑞林、陶岳根。
陕甘宁边区总工会还颁布了《奖励模范劳动者办法》。办法规定，凡被选为模范劳动者的，可以享受以下优待：
（一）参加“五一”大会时受边区总工会的招待，在“五一”晚会上坐在最前排；
（二）给予物质奖励；
（三）参加模范劳动者大会；
（四）参观延安各工厂；
（五）《新中华报》及“五一”大会上公布其姓名。
对有特别成绩与发明者，另予以特别的奖励。
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关于开展生产大竞赛的决策和办法公布后，广大职工纷纷响应，积极投入竞赛中。延安地区的八路军印刷厂、制药厂、被服厂、新华化学厂、难民纺织厂、农具厂等29个公司，绥德的9个厂，以及关中、三边等地的一点公司职工也纷纷参加到竞赛中。关于本次生产大竞赛，1941年5月23日《解放日报》一篇题为《边区工人战斗的一月》的文案生动真实地反映了参加生产竞赛的工人群众的积极性：
总工会生产竞赛的号召，像是大战将临的一纸动员令，活跃在生产战线上的工友们，立刻紧急地动员起来，大家分头集会，热烈讨论，工会小组、党的支部、工厂工人大会……生产计划，完成计划的具体办法，领导竞赛的首脑组织……一切由工会小组讨论提出，一切经过全厂工人大会作最后决策。各工厂的生产快报，生产壁报，连期出版了各个人的生产记录、各部门的生产情况，每天都向全厂工人作着详细的报道，各个人的生产成绩，像突发的号外一样，从这厂飞传到他厂，工人们被激动得更紧张地劳作起来了。
竞赛期间，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等领导亲赴工厂慰问调研，学生联合会、妇女联合会等群众团体纷纷派代表到工厂慰问。陕甘宁边区总工会还出版了《“五一”生产大竞赛特辑》，推广各工厂生产竞赛的经验。
1941年4月25日，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在延安举行“五一”生产大竞赛总结大会。大会宣布：各厂总平均产量，超过原定竞赛计划的43.6%。其中，八路军制药厂超过120%，难民纺织厂超过83.05%，新华化学厂超过75%，八路军印刷厂超过59%，八路军被服厂超过38.7%，农具厂超过20%。以上各厂是这次竞赛的先进集体单位。大会还宣布评选出274名劳动英雄。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劳动英雄受到了边区政府的奖励。朱德亲自给他们颁发奖状和奖品。在这274位劳动英雄中，有46位是技术改革创新能手，他们的事迹更引人注目。
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发动的“五一”生产大竞赛，是广大职工在人民政权下开展的一次大规模的生产竞赛。广大职工积极参加生产竞赛，朱德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于1942年5月1日在《解放日报》发表了《克服困难，向前迈进》的署名文案，文案中指出，我们必需发挥工人的生产热情，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生产质量。在技术水平很低，机器又旧又少，动力根本缺乏的条件下，高度的生产热忱是生产中特别重要的因素，热忱和熟练，这几乎是我们提高生产唯一的和最比较有效的办法。怎样提高生产热忱呢？我们过去的经验说明了革命的生产竞赛，的确是提高生产率的比较有效武器。在竞赛中不仅能大大地发挥大家的生产热忱，而且改变了工人对于劳动的态度。只要善于组织这种竞赛，使它能够吸收全厂人员进来，同时成为经常进行的活动，我们将能克服竞赛仅能临时提高一下生产的缺点，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生产质量。
工人群众在竞赛中迸发出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使广大工人群众对劳动有了新的认知，再次说明了普通劳动者也可以受到人们的尊敬。
赵占魁与“赵占魁运动”
陕甘宁边区的赵占魁是一位热爱本职从业、埋头苦干、无私奉献、敢于担当的普通工人，他的事迹被在公司调查研究的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和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发现并汇报后，由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对其先进模范事迹作了全面总结。陕甘宁边区总工会认为，赵占魁最可贵的一些是“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赵占魁是一个“新劳动者”。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决策，在陕甘宁边区开展“新劳动者运动”。随着运动的普及和具体化，从陕甘宁边区开始，各抗日根据地陆续广泛开展了“赵占魁运动”。赵占魁，山西定襄县人，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代表之一，曾多次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的接见。从1916年开始，赵占魁先后在太原铜圆厂凝练部、太原兵工厂、同蒲铁路介休车站修理厂当工人，在长时间的从业实践中，他掌握了炼铜、蒸锌、打铁、翻砂等技术。1938年初，同蒲铁路被日军占领，赵占魁逃到西安，报名进入陕西省泾阳县安吴堡青训班职工大队学习，193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5月转入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在延安桥儿沟创办的工人学校学习，被编入建设队打铁部。1939年6月陕甘宁边区创办西北农具厂，赵占魁被调去当翻砂工人。他常年在化铁炉边从业，翻砂铸铁，从业环境艰苦，劳动强度大，但他总是以身作则，干哪些又苦又累的活。工人信任他、拥护他，他在工人中很有威信。后来，赵占魁担任农具厂翻砂股股长，在1939年至1941年间的每次劳动竞赛中都获得“甲等劳动英雄”奖章，成为边区工人的模范。在1941年陕甘宁边区举行第二届参议会选举时，赵占魁被四个工厂的选民一致提名当选为候补委员。
1942年初，延安第一兵工厂发生了工人闹事。中央在派人赴厂对工人做思想政治从业的过程中，发现工人赵占魁一贯劳动态度好，技术水平高，很能团结人。更可贵的是，在工人闹事时，他仍坚守岗位，用实际行动进行了抵制，表现出较高的政治觉悟。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策在边区工人中开展“赵占魁运动”。
1942年9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的社论，社论写道：“赵占魁在执行生产任务上、爱护革命财产上、照顾工厂生产上、在乎群众好处上、遵守劳动纪律上、团结全厂职工上、热心公益事业上，全部这些表现出来的精神，都是我们边区公营工厂工人的模范。在他的从业作风中，一贯表现出来的始终如一、积极负责、老老实实、埋头苦干、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的精神，也正是我们新民主主义地区公营工厂工人所应有的新的劳动态度。这种新的劳动态度是宝贵的，值得大大发扬的，值得我们来学习的。我们希望全边区有千个万个像赵占魁一样的模范工人涌现出来。”1942年9月13日，新华社著名记者张铁夫、穆青发表长篇通讯《赵占魁同志》。在这篇长篇通讯中，记者把赵占魁的模范事迹浓缩为一句话作为题记放在文前：“他没有突出的表现，也没有惊人的故事；三年来他平凡地从业着，犹如泉水滴凿着岩石。”
而在《解放日报》发表《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的社论之前，1942年9月8日，赵占魁所在的农具厂厂长徐驰，就在厂里号召全厂职工向赵占魁学习，并报告上级，请求奖励赵占魁。9月26日，农具厂举行庆祝大会，表彰奖励赵占魁。老一辈工运领袖、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朱宝庭，代表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把“工人模范”的锦旗授予赵占魁。
1942年10月12日，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发出《关于开展赵占魁运动的通知》，通知要求：“一、认知这一运动不同过去各次普遍的生产竞赛，而是一个深入的思想教育从业，借以克服少数工人中经济主义、平均主义、不安心从业等现象，以达到提高工人政治觉悟、稳定生产情绪、激发劳动热忱、增加生产质量、改造工会从业的目的。二、这是工厂整风学习中具体的材料，因为此应配合整风学习作为目前的中心从业，把9月11日《解放日报》社论《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作为学习文件之一，收集有关材料与本厂实际问题，组织传达讨论，在工人中造成一个热潮。三、为达到上述目的，应根据各厂现实情况找出模案例子来。因为此，必需事先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工友们的生产情绪和工厂中存在的问题，经过酝酿准备，然后有条件有目标地发动。四、在这一运动中必然会涌现出大批像赵占魁一样的模范工人，各厂应详细定出评判标准和奖励办法，发扬好的，批评坏的，以树立严格的奖惩制度。五、必需协同党政共同研究讨论，防止及纠正轻视或过急等偏向，并希望党政从业同志踊跃参加这一从业，使‘赵占魁运动’在各工厂热烈地开展起来。”
1942年12月22日，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主任高长久发表《继续开展赵占魁运动》一文，指出“各厂工会必需重视这个运动，并认知这个运动是改造工人劳动态度、推动生产的关键，是工会本身的中心任务，必需动员全部的干部和积极分子领导和开展这个运动……为使这个运动普遍深入，应采取各式各样的做法，向全部的工人作普遍详细的推广解释，使大家都参加到运动中来，并进行长时间有计划的教育，使工人认知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应有的劳动态度，反对经济主义、行会主义的思想”。
在这篇文案中，高长久提出，根据赵占魁的英雄模范事迹，模范工人应有七条标准，并作为在开展“赵占魁运动”中工人的奋斗目标：“一、爱护工厂，严守纪律；二、积极从业，始终如一；三、数量最多，质量最好；四、爱护工具，节省材料；五、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六、努力学习，帮助别人；七、克己奉公，团结群众。”
1943年2月7日，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发对比“赵占魁运动”在一点地方和单位快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发表文案《响应生产号召，开展赵占魁运动》，重申开展“赵占魁运动”的意义和办法。他指出：“为了克服抗战困难和减轻各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并且为了打破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我党中央曾不断号召快速发展各根据地生产。在各根据地里，一切觉悟的工人无不积极起来响应这一号召。为了生产越来越多的军需品及日用必须品，就有赖于工人劳动热情更进一步提高，在设备简陋的公营工厂中，只有广泛开展‘赵占魁运动’，才能达到减低价钱、提高生产率。”
为了在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开展“赵占魁运动”，邓发身体力行，深入工厂，进行具体指导。他先到赵占魁所在的农具厂，而后又去了中央印刷厂，和工人们一起劳动、谈心，询问工人们对开展“赵占魁运动”有什么意见、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好办法，等等，然后和这些公司的党、政、工领导一起商议做法、步骤，拿出可行的方案，再到工人中征求意见。在邓发的具体指导下，农具厂、中央印刷厂的“赵占魁运动”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职工们还推选赵占魁担任农具厂“赵占魁运动”委员会主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亲自到陕甘宁边区最大的公营厂——难民纺织厂，具体指导这个厂开展“赵占魁运动”。张闻天在难民纺织厂帮助三个工人制订出参加“赵占魁运动”的计划后，给厂工会主办的墙报《工先报》写了一封信，署名“洛甫”，对怎么在厂里开展“赵占魁运动”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附上三个工人参加“赵占魁运动”的个体计划。张闻天在信中写道：“最近，我同本厂某些工友谈话，根据他们自己的意见，代他们写下了各自的生产计划。这样的计划，我现在已经有三个。这些计划都是很好的，今一并寄上，希望在贵报上公布出来。这一方面，可以推动全厂工友们都可以订出这样的计划；另一方面，大家也能督促这些计划的具体实现。并且，我希望在这些计划的制订与执行中，发动个体与个体间，小组与小组间，部门与部门间的竞赛，使‘赵占魁运动’在本厂内开展起来。”在张闻天的指导下，难民纺织厂很快有174人参加“赵占魁运动”，占全厂职工总数的1/3。
1943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指出：快速发展“赵占魁运动”于各工厂，职工会从业有不适合于提高劳动纪律和劳动积极性的，必需加以改造。一个工厂内，行政从业、党支部从业与职工会的从业，必需统一于一个共同目标之下，这个共同目标，就是以尽量节省的价钱（原料、工具及其他开支），制造尽量多与尽量好的产品，并在尽量快与尽量有利的条件下推销出去。这个价钱少、产品好、推销快的任务是行政、支部、工会三位一体的共同任务……工厂应奖励最有成绩的工人与职员，批评与处罚犯错误的工人与职员，没有适当的奖惩制度，是不能保证劳动纪律与劳动积极性的提高的。
据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主任的高长久回忆：早在1942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和赵占魁所在的农具厂奖励赵占魁的消息被《解放日报》刊载，毛主席看到报道后立即给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发打电话说：“奖励赵占魁这件事做得很好，这不是奖励一个体的问题，而是全边区和其他根据地提高生产、改进从业的新生事物。平时我听说你们要找斯达汉诺夫，赵占魁同志就是中国式的斯达汉诺夫。你们把他的优点总结起来，建立标兵，宣传到各工厂各生产单位去。”邓发同志向我们传达了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后，边区总工会和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又一次派人去农具厂总结赵占魁同志的优秀事迹，并组织动员各工厂各生产单位职工向他学习。西北局林伯渠同志对我说，毛主席的指示不仅是指工人，工农兵学商中到处有英雄模范人物。贾拓夫同志对我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意思是要我们广泛开展学习“赵占魁运动”。
“赵占魁运动”在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在各级党、政、工组织的大力推动下，在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参与下，从陕甘宁边区开始，迅速宣传到了晋绥、太行、太岳、晋察冀等每个抗日根据地，各地都涌现出了一批赵占魁式的英雄模范人物，如晋绥根据地以张秋凤名字命名开展了“张秋凤运动”，太行根据地以甄荣典名字命名开展了“甄荣典运动”等。运动造就了新的劳动风气，培养出一大批有高度觉悟的新型工人。
（本文摘自姚荣启著《中国劳模史（1932-1979）》，中国工人出版社，年6月，澎湃信息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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