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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北京6月30日电（实习记者崔锴锴）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巍28日在民智讲坛举办以《经济大脱钩与全球化的“哀歌”？》为题的讲座，期间谈及全球化当前遇快速发展困境和中国怎么应对经济大脱钩时表示，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面对困境中国可以选择做全球化衰落的顺应者、区域集团的拥护者或是新型全球化的引领者，最终需要在实践中形成中国方案。
李威在民智讲坛举办“经济大剥离和全球化的“哀歌”吗？ ”为题的讲座
李巍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体现为中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之后，经济总量的飞速增长，2000年中国超过意大利，2005年超过法国，2006年超过英国，2007年超过德国，年超过日本。
过去40年以来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最为成功地驾驭了全球化的力量，原因在于有选择性地参与全球化。中国是以快速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商品的全球化、生产的全球化，成为了整个世界的工厂。与此并且，中国对外的生产全球化、技术的全球化现在才刚刚开始，而且并中国没有开放资本的全球化、人员的全球化和新闻的自由化。
中国能把“糖衣”—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吃进去，是因为有两个优势，一个是巨大的人力资本，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并且也有最多的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力资源；中国有优良的基础设施，从深入人心的口号“要想富，先修路”就可见一斑，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方便公司组织比较有效的生产。
另外一方面，中国能够把“炮弹”—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吐出去，形成中国特色。中国始终有强大的国家能力，在某些行业，比如新闻、人文、资本，构筑了非常坚固的城墙和壁垒，能够尽量减少全球化在这些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在过去40年，中国奉行了低调的外交政策，不当头不争论，不争论体现为不进行意识形态的辩论。这种外交政策能够尽量减少外界的压力。
今天全球化遇到三大困境。
第一大困境是经济的分化，进而带来社会结构的分化，具体表现为阶级分化、产业分化、地域分化、国别分化。
第二大困境是身份政治中“我们是谁”的问题，身份政治逐渐压倒好处政治，大家更在乎的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是谁？我们的认可是什么？世界政治中出现了全球认可的衰退和出现集团认可的反弹，对国家、族群、地域、文化的反弹。
第三大困境是治理困境，表现为国家的失败。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无力应对贸易、商品、资本、人员的全球化，它们的国家治理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经济全球化受到重创，导致经济出现大脱钩趋势，这暴露出全球化的一系列危机。
一是全球领导危机。美国毫不负责，不愿承担领导价钱，中国看起来也不太自信，对国际社会的批评总体上显得不太从容。因为此中国从心态上来说，恐怕还难以承担全球领导角色。
二是全球治理危机。全球治理机制瘫痪，每个国家“自扫门前雪”，没有公共机制来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也没有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
三是全球生产互联网的危机，体现为在岸生产和近岸生产将在后疫情时代成为主流。
四是全球贸易危机。为了维护本国好处，一点国家筑起关税贸易壁垒，世界贸易组织无法正常运转，疫情严重导致航线阻隔。
五是社会治理危机，即排外主义进一步发酵和蔓延。
李巍认为，面对经济大脱钩，理论上中国有如下三种路线的选择：
一是做全球化衰落的顺应者。坚守某些国家主义导向的经济政策、拒绝更大程度的开放，构建独立技术体系，一再独特中国模式，适应中美经济脱钩。
二是做区域集团的拥护者。中国专注于东亚区域快速发展，积极打造东亚生产互联网，强化东亚治理机制。
三是做新型全球化的引领者。未来进行自我的更大开放，包括商品、资本、新闻、人员、技术等，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物品，为别国做出榜样而非实行大棒政策，让他国自愿模仿，拿出应对全球治理的具体方案而非空喊口号，积极维护多边的国际机制。
这三种方案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可以相互借鉴，未来在实践中形成中国应对全球化的系统性方案。
责任 /唐春云 徐坤阳
图片文字/周一诺
作者：李巍，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来源：中评社，-0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