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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涛读书杂志编辑是德国汉学家、波恩大学教授陶德文( rolf trauzettel )于去年8月去世的 没有陶德文，就没有德国汉学的“波恩学派” 本文以作者波恩留学的经验，深刻地回忆了与陶德文的学术交流，阐述了其一生的摇滚经验、学术理念和追求——汉学赋予他“沉静”，使他更深刻地认识到了生命的意义。 学生时代事物识破——德国汉学者陶德文|李雪涛(《读书》年3号新刊) 2019年8月12日，顾彬( wolfgang kubin )教授写了一封邮件通知前一天晚饭去世 他说他将在波恩举行一个小纪念活动，正式的告别仪式将在莱比锡举行。 其实在认识陶德文之前，我就知道这个名字。 20世纪80年代中叶在北外学习时，德国汉学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当时，我从德国老师那里得到了《费舍尔世界史丛书》的第十九本《中华帝国》( daschinesische kaiserreich，1968 )。 书的作者除了有名的傅海波( herbert franke )之外，还有不为人知的Rolftar。 2005年11月台北辅仁大学为陶德文召开研讨会，论文集中收录的《标准照片》显示:“1999年我到波恩时，陶德文已经荣休四年了。 但是汉学系图书馆一直保存着他的办公室。 办公室的四周是书，透过对开的两扇窗户可以看到楼下碧绿的草坪和流经隔壁的莱茵河。 我们总是在系统里见面。 他看起来很认真。 我每次和他见面都只是点头和打招呼，没有深入交往。 波恩日，我基本过着宿舍和汉学系两条线的单调生活。 除了很少的讲座外，一般没有组织任何活动。 唯一应该提到的是每年12月圣诞节前汉学系教职员的聚餐。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下旬的一天，顾彬教授邀请汉学系的同事在中国餐馆吃饭，我也受到邀请 那天晚上，顾彬拿了他多年的五粮液，向我正式介绍了他的“精神领袖”陶德文。 “他是欧洲最优秀的汉学家，不是一个。 “(他当时好像说德语)就这样，我和陶德文正式认知了 他坐在我旁边，完全想不起来我们谈话的复印件了，那天晚上他给我的印象不太多，但很坚定，很忍耐。 我把库宾和那个五粮液喝到了底部。 陶德文和我住在伯特·戈德斯堡( bad godesberg )。 那是波恩以南的古老住宅区，除了帝侯有名的洛可可风格的宫殿外，还有很多留下来的自18世纪以来的建筑。 后来我们在地铁上又谈了话，车辆的地板像甲板一样在我脚下摇晃 第一次访问陶德文时，我有一本《中华帝国》的小书 在书房里陶德文微笑着接过这本书，坐在桌子旁边，在熟练的扉页上签了他的德语名字 说到傅海波，他总是说“mein lehrer”(我的老师)。 “这本书的出版必须感谢我的老师。 原来法兰克福的费舍尔出版社委托老师写中国历史专业书。 当时我刚完成博士论文，在汉学界还只是个不成熟的头脑少年。 有一天老师问我是否想和他一起写中国历史著作 我马上同意了，但心里没有任何自信 “陶德文受到纳粹德国的影响，告诉我，直到20世纪60年代，与法国和英美历史学界相比，西德的史学研究依然非常落后。 费舍尔出版社想以分解学派的做法制作36卷世界史读本。 编辑大多是知道英美和法国史学做法的德国历史学家。 他们面临的问题是询问历史认知是什么，而不是历史本身。 越来越多的人如何认识历史运动而不是历史本身 这本书的整体学术指导是法国哲学家、语言学家和文艺批评家保罗·克拉克( jean bollack ) 根据最初的构想，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由当时住在法国的汉学者、历史学家白乐日( tienne balázs )承担 白乐日在德国制作了关于唐代经济史的博士论文，之后接受了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学训练。 当然，是这本中国历史书的不二人，很遗憾，他只完成了一个大纲就去世了。 最终落在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的傅海波的头上。 “老师和我完全没有项目概念。 我们只是继续讨论，继续写。 我是博士刚毕业，慕尼黑大学东亚系的研究助理，很高兴有工资。 我没想到需要额外的补助金。 两三年间，我们就是这样度过的。 一九六八年，这本书出版了。 看到印有我的名字，我真的很兴奋。 第二年意大利语翻译出版，一九七三年西班牙语翻译出版 你可能想象不到，只有德语版，这本书前后印了10万本 对当时的西德来说成为了“畅销书” “因为这本书是从自白乐日开始的，傅海波和陶德文在书的扉页上写了“怀念白乐日( 1905至1963 )”的祝词。 陶德文还告诉了我关于这本书的细节。 “书稿提交后，当时出版社的美编给了我一点中国素材，让他能设计封面。 我一九六五年去过一次北京，给他看了那时拍的照片，他一眼就看中了我拍的带十三陵神路甜瓜盔甲的将军的图标。 只剪了中间的一部分，但非常有效 我的老师也对这个封面很满意 《中华帝国》1968年德语版本影(左)和陶德语扉页的签名(右)每次我们说话，最重要的复印件都是汉学，他很少说自己的事情，不擅长说自己的故事。 “我没有过去！ ”有一次，当我谈论他在东德时代的生活时，他伤心地说 陶德文三十多年前的人生可以说生命之路很多 他于1930年7月1日出生于德国东部的莱比锡。 这只是纳粹暴政前德国短暂的自由时代 一般来说，这里的人们以自己是萨克森人为荣。 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比其他地区的德国人更有“德国”的性格。 但是，写下德国文化史许多光辉篇章的莱比锡给陶德文31年前的人生带来了痛苦的回忆。 一九四三年，十三岁的陶德文在战争即将结束前入伍，这时的德军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战后他在苏占区的东德，在一九四九年高中毕业考试前陶德文的父亲去世，没有受过教育的母亲非常辛苦地抚养了包括陶德文在内的四个孩子。 一九五一年十月，陶德文在莱比锡大学注册，开始学习汉学、日本学和印度学。 他因一九五三年夏学期拒绝参加军事训练而濒临退学 他于一九五六年硕士毕业，之后结束了最后一学期学术图书管理员的实习，通过了国家图书馆员的考试。 从1957年开始，陶德文在莱比锡大学图书馆专业负责南亚和东亚部门的工作 之后我注册了莱比锡大学，继续学习。 他的主要专业是汉学，两个副专业是梵语和日语。 莱比锡的时候，陶德文在政治上不积极，经历了很多轧制、扭曲和抱怨 一九五八年他的领袖著名汉学者叶乃度( eduard erkes )去世，关于道家文献《文子》的研究也落空了 一九六一年底，他在易北河登上去卡萨布兰卡的船后逃到西德 有名的汉学者叶乃度( eduard erkes，来源: germananthropology )“我的老师让我以前的狂躁情绪安静下来。 “一九六二年夏学期，陶德文是慕尼黑大学的教师，从傅海波教授开始撰写关于蔡京( 1046至126 )的博士论文。 他于1968年在慕尼黑大学担任东亚文化语言系研究助理期间完成了历史学教授的资格论文:“1688年使节之旅——中国人对外国国情的研究” 一九七二年，陶德文被聘为哥廷根大学的汉学教授 从一九七五年开始，他担任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直到一九九五年荣休 可以说波恩大学汉学系从重视历史、哲学、艺术、文化人类学的以前就流传下来了，可以说是陶德文为主进入以后 除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留下的一些中文图书外，一九七五年陶德文进入主波恩大学汉学系后，利用德国研究联合会( dfg )的资金向汉学系购买了多种宋代笔记本、丛书，他从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八年作为联合会的许多委员和审查专家 我想这就是我为什么选择赞宁( 919到101 )，没有把鸠摩罗什( 34到413 )、玄奘( 602到664 )作为我的研究对象。 “图像和复印——汉字是用什么方法成为象征的？ 》，《国际汉学》2005年02期(来源: cnki )陶德文的学习和就业大部分是“冷战”期。 因此，他没有机会像以前和后来的汉学者那样在中国生活，学习一段时间，但不仅能正确理解文言文，而且非常重视古代汉语本身的研究。 我问他“图像和复印——汉字用什么方法成为象征符号？ ’句子的时候，他为我找到了很多当时他写这个复印件时的参考书，装满了书房的桌子 有些人在莱比锡大学学习古代中文教科书，但我不知道是一直带着还是在西德再买的。 多年来，他一直在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文言文 有一次他对我说:“遗憾的是，除了高本汉( bernhard karlgren )以外，中国学者在古代汉语方面取得的成就在当时的西德学界鲜为人知，没有人知道杨树达、王力、吕叔湘、高名凯这个名字。 “陶德文的中文口语不太流利，但这不太影响他的汉学学术研究，也不影响他对文言文的理解。 因为古代汉语完全是视觉语言，不像欧洲语言那样是口语。 陶德文有丰富的古代汉语知识，同时遵守着老派德国汉学研究的脉络:文案的解体、批判从以前就流传下来，运用历史学和哲学的做法进行中西比较研究。 我认为这是他受到德国乃至欧洲学术界(不仅是汉学界)重视的最重要的理由。 高本汉( bernhard karlgren，来源: orden-pourlemerite.de )陶德文认为中国有自己的本体论，但这些都与作为其语言的古代中文-表达密切相关。 因为把现代观念和西方观念适用于古代中国的思想和文化的努力一定会失败。 这是因为美国汉学家狄百瑞( williamde bary )、墨子克( thomas metzger )等竭力达成的 陶德文认为美国学者的方法是用民族自我中心主义把欧美的文化观强加于对中国文化的认识。 一九八八年顾彬首次提出了“波恩学派”( bonner schule )的说法。 中国文化是一个独立的系统，用从欧美文化以前传来的概念加以说明和批评必须极其谨慎。 所有的概念都有其历史脉络，所以今天的解释者需要特别注意与概念相关的复杂历史。 顾彬指出……“波恩学派”提出重要异议，他们反对在所有文化中寻找同样东西的普遍主义思想。 像陶德文一样，他们很好地说明中国有自己的思想 他们认为，因为中国的思想与欧洲的思想不同，如果它比欧洲的思想更有价值，实际上是把欧洲的价值体系看作世界上普遍通用的唯一价值标准。 仅从合理主义、伦理学、人权等普遍主义的概念来看，中国表面上与欧洲处于同等水平进行比较，实际上中国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坦率地说，如果我在中国只能找到欧洲的东西，我就不能对中国感兴趣〔顾彬:“说点波恩(汉学)学派”〕 顾彬( wolfgang kubin，来源: confuciusmag )根据陶德文和顾彬的想法，欧美的汉学研究者希望中国自己能理解中国而不是西方的模式 陶德文后，顾彬与梅勒同波鸿大学罗哲海( heiner roetz，1950-)进行了多年的论战，双方都产生了许多新思想 到目前为止，德国汉学有自己的学术从以前就流传下来了 二十世纪后半期的德国汉学没有陶德文就没有“波恩学派”，德国汉学缺乏批判的维度 陶德文的逝世意味着时代的结束 204年春天回国前，我翻译了上述陶德文的图像和关于汉字的复印件。 这两天在整理原始文献的时候，找到了他写的笔记，把许慎六书的汉字写给了我。 发表复印件后，我想翻译一系列他的复印件，制作专业书。 陶德文知道这个消息后，马上给我列了他认为重要的复印件清单。 一共选了七个不统一期的复印件。 基本上是哲学的复印件，其时间跨度也是从1977年到203年。 我找到了所有这些复印件，但后来事件太多，翻译他的复印件不容易。 后来，这项工作被搁置了。 其实陶德文一生写的复印件不多，一共不过一百多篇。 其中有很多书评。 但是我每次读他的论文时，都能从其中看到他个人生命的影子，他总是把历史和个人、历史的叙述和事情的细节交错起来，从中可以看到他对历史和人生的透彻和关怀。 莱比锡的经验表明，陶德文拒绝简化陈词滥调 依我看，陶德文与其说是汉学者，不如说是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更正确。 汉学不是让陶德文成为自己生命的旁观者，而是通过比较让自己深刻认识到生命的意义 陶德文六十五岁时，波恩大学汉学系为他出版的纪念文集，封面为牧溪《六柿图》陶德文六十五岁时，波恩大学汉学系为他出版了纪念文集，取名为《塔楼建筑的拆除:中国与西方精神的研究》，书的封面为宋末元初画家牧溪著名的《 顾彬在《序言》中说:“陶德文不喜欢吹牛，他的复印件都来自安静( stille )，在安静中发表，同时在安静中产生影响，就像牧溪(一八一到一二三九)画的六个柿子，虽然特别不显眼， 与陶德文交往多年的顾彬，其笔下出现的一定是真实的陶德文 顾彬的所谓stille，是“沉静”的静，也是荀子的所谓“虚壹和静”的静(“荀子解脱”)。 荀子认为，只有保持头脑冷静，不乱心，才能保持清明的心。 这也让我想起了明代洪应明的一句话。 “忙的地方不是乱性的，闲的地方要养心。 死的时候不动心，胡子生的时候事情看得很清楚 “(《菜根谭》)我认为，如果有“六柿子图”的铺垫，陶德文生前心灵自然养成，事情自然会看到。 *文中的照片没有注明来源者提供的副本的版权。 《读书》杂志的所有转载许可都是后台的原题:《读书》新书|李雪涛:能看到出生时的事物——请联系回忆德国汉学家陶德文阅读原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