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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文明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大幅增长。从公元前10000年左右开始，人口开始长时间上升，土地的开垦和利用不断扩大，土地的单位产量也随着农业技术的不断提高而增加。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集中灌溉技术首次出现在中东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从那时起，一系列深耕技术在东西方得到了应用，如轮作、选种、育种、休耕、农具改造、牲畜使用等。与此同时，农具如铁农具、水车和风车也出现了。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些新技术，人类开始提高他们的组织能力，建立城市、国家和更大的帝国。人口流动和掠夺性战争出现在城邦和国家之间。人与动物的接触和人口的流动导致了细菌和瘟疫的传播，从而导致了新的战争。与此同时，人口流动和新的地理发现也促进了贸易和社会之间的分工，大帝国已经能够建立一个稳定和统一的市场，先进技术已经在更大范围内更快地传播。无论是组织能力、制度设置还是技术创新，第一个区域都将获得更多优势，挑战现有的文明中心，变地理优势为劣势，进而取代旧的文明中心，成为新的文明中心。整个2.0农业文明一直在向前两步、向后一步地前进和发展。
直到工业革命的到来，农业文明社会的发展轨迹始终遵循着“上升、峰值、下降”的循环规律。社会每发展一段时间，就会达到一个高峰，同时触及不可逾越的上限，然后不可避免地衰落、退却、再次崛起、高峰和衰落，等等。
图6东西方社会发展指数(公元前2000年-公元1800年)
资料来源:伊安·莫里斯，“社会发展(2010)”
从根本上说，农业文明的社会发展是有上限的，因为农业文明有一个内在不足的瓶颈。作物是通过光合作用生产的，牲畜也消耗植物。动物产生的热量与植物消耗的热量之比为10: 1。因此，光合作用产生的能量上限取决于土地面积和土地的单位产量。然而，人类在这个时候无法控制人口，人们使用新能源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多生孩子。因此，有限的资源和几乎无限的人口增长决定了人口增长将被灾害消化和制约。自公元前10000年以来，这一基本瓶颈一直是整个农业社会未解决的问题。纵观2.0文明的历史，特别是在现代的几千年里，做蛋糕和分蛋糕之间的矛盾不仅一直存在，而且有不断增长的趋势。
总的来说，农业文明时代的灾害主要有五个原因:饥荒、人口流动引发的战争、瘟疫、气候变化和政权失败。土地收获受天气影响，气候变化对作物产量有直接影响，小的变化会导致收获失败和局部饥荒；长期大规模的变化会使一些地区的土地收获有系统地减缓，这必然导致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从而引发政治斗争和战争。游牧民族更倾向于掠夺和争斗，因为他们饲养的动物消耗大量的植物，更容易受到天气变化的影响，并且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几千年来，游牧民族和农业人口之间的竞争一直是战争的主要原因，而农业人口之间的流动也是人口流动的主要来源。游牧民族向农业人口迁移带来的另一个直接结果是细菌和病毒的传播，以及由此引发的巨大瘟疫，这也是历史上人口减少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迎接这些挑战，东西方两个文明中心的人类开始加强组织能力，于是出现了城市、国家和帝国。一方面，这些社会组织的创新之处在于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促进技术在领土内的传播和贸易，形成一个共同市场，促进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先进政权和落后地区之间的差异也成为战争、资源掠夺和征服的主要原因。气候变化往往显示出某些地区的优势，并转移了文明中心，但与此同时，新的文明中心的发展带来了新一轮的挑战，这使得文明中心再次移动。地理的优势和劣势在不断转移，整个社会在向前两步，向后一步的情况下前进。
从历史轨迹来看，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西方的社会发展一度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高峰，社会发展指数比农业文明初期增长了约6倍，东方也增长了约4倍。但就在这个时候，第一次区域性破坏出现在西方文明的中心——当五大灾难中的几个同时出现时，文明就会在文明地区被破坏。这一失败使西方的发展水平在接下来的200年里回落到600年前的水平，而东方在这段时间里继续发展。这是东方和西方两大文明中心第一次开始接近，并且在随后的发展中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在此期间，欧亚大陆的两大文明中心开始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这时，北方游牧民族活跃在草原公路上——一条从中国东北和蒙古到匈牙利西部的漫长欧亚大陆线。几千年来，他们一直是东西方农业文明的主要共同敌人。农业文明国家和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从未停止，但欧亚大陆也因为草原公路上活跃的游牧民族而联系在一起。
尽管农业文明面临挑战，但它在几千年中至少三次达到顶峰，并不断创新以应对挑战。农业文明阶段的制度创新首先包括从低级管理国家到高级管理国家的演变过程，主要完成于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200年左右。从一个低端国家，西方过渡到以大流士的叙利亚为代表的高端政权，再到色雷斯的波斯帝国，然后经过希腊城邦，开始真正成为罗马帝国的主人，代表着西方的高端政权。罗马帝国也有一个非常方便的内陆海上交通通道，因为它位于地中海内陆。因此，在帝国内部，横跨欧亚大陆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贸易帝国，资源得到了优化配置，社会发展第一次达到了农业文明的顶峰。大约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罗马帝国开始达到顶峰。这时，从农业文明开始，社会指数增加了大约10倍。与此同时，经过夏、商、周等低端国家以及春秋战国时期高端政府的转型尝试，以秦汉为起点的高端集权管理体制在东方出现，一个大型的跨区域帝国也随之出现。虽然此时的社会发展略低于罗马，但也达到了当时东方的领先地位。
农业文明第一次高峰后，东西方几乎同时出现了五大挑战，特别是游牧民族的野蛮入侵，加上自身政治力量的失败和瘟疫的流行，使得东西方两大帝国在第一次高峰后相继失败，从而造成了整个文明地区的毁灭性倒退。这种倒退在西方持续了数千年，在东方持续了近400年。四百年后，以唐、宋为代表的黄金时代在东方出现，这使得宋朝的东方帝国第二次冲入农业文明的高峰，达到甚至超越了罗马帝国所取得的成就。然而，这一次峰会后，它再次被蒙古战士和游牧民族击败。游牧政权和瘟疫的流行使宋朝的顶峰再次失败。蒙古军队横扫欧亚大陆，征服了从中国到匈牙利、俄罗斯、中东和其他文明中心的几乎所有国家，并把瘟疫带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虽然这一征服摧毁了当时东宋的成就，但也将宋朝所达到的高度文明传递给了当时相对落后的西欧。当时，宋朝曾达到文明的顶峰，当时铸铁的年产量约为10万吨。直到1700年，欧洲的总产量才达到这个数字。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技术发明，如铸铁、火药、指南针、纺车、风车、水轮和农业技术，都传到了欧洲。
蒙古征服的另一个后果是由于他没有做什么。蒙古的战争在到达匈牙利时戛然而止，整个西欧根本没有到达，所以它的毁灭并没有蔓延到西欧，而是它的技术传播到了西欧，这为西欧成为下一个文明的爆发点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当时处于封建战争过程中的欧洲，在罗马帝国之后几次统一的尝试都失败了。欧洲政权在数百个大小封建王国之间，以及教皇和王国之间打了数千年无休止的战争，所以在中国火器出现后，它们迅速发展成为火枪和大炮。步枪和大炮回到了东方。几百年后，在炮火的帮助下，在俄罗斯和清朝的共同努力下，蹂躏了农业人口数千年的游牧民族被完全征服了。到了17世纪左右，大草原高速公路被1689年中国和俄罗斯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完全封锁。大部分草原公路分布在俄罗斯，相当一部分分布在中国。中国的版图也从最初的黄河和长江流域扩展到中国东北、蒙古、新疆和西藏。从那以后，它开辟了一个新的陆地边界，并为中国重新启动社会发展提供了土地资源——尽管这里的土地产出是长江和黄河流域无法比拟的。
与此同时，在西方，15世纪后，被蒙古冷落的西欧开始显示出蓬勃的新活力，文艺复兴出现在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由于中国技术的引进，西欧开始出现新一轮的社会发展。中国新技术的引进，加上凯尔·波洛对中国的赞美，在西方引起了第一次真正的中国热，并开始寻求东方的财富，这为下一次伟大的航海运动提供了根本的动力。因此，自1500年以来，西欧社会开始逐渐向上发展。在17世纪和18世纪，东方和西方再次奔向农业文明所能达到的极限。然而，这一次，东西方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大不相同，这给未来几百年的东西方带来了不同的命运，为人类的命运指明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六.意识形态革命与农业文明的制度创新
引言:轴心时代的思想家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他们来自世界上欧亚大陆的所有文明中心，他们的思维方向惊人地一致。他们所思考的问题是普通人的痛苦，边缘人的挣扎和文明毁灭后底层人的呻吟。轴心时代思想最重要的遗产是高端政府政治体系的构建。中国的轴心时代思想直接导致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制度创新和科举制度的诞生，并使中国领先西方1000多年。轴心时代的另一个特征是其思想的多样性，尤其是最终发展成现代科学的理性思想。这场意识形态革命为人类随后几千年的发展奠定了不朽的意识形态基础，直到今天它仍然影响着后代。
农业文明的铁律是其瓶颈。文明高峰后的每一个衰落和毁灭时期都是为了磨砺那个时代的人民，让他们受苦和感受痛苦。然而，痛苦往往会成为思想和意识形态革命的源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思考二战给德国和世界带来的灾难时，德国哲学家耶斯珀感同身受地指出，每一次人类灾难都会带来一场意识形态革命。他第一次指出，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有一场被称为轴心革命的思想革命。在中国东部，孔子开始讲述他的理论，同时百家争鸣。在西方文明起源的中东，先知们开始将他们对世界和上帝的想法记录在《旧约》和《圣经》中。在印度，释迦牟尼离开了王子的富裕生活，开始和乞丐生活在一起，和他们一起经历苦难，宣扬他的减轻苦难的方法；在希腊，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个人、社会和国家的意义进行了全面的考察。
这场意识形态革命为人类随后几千年的发展奠定了不朽的意识形态基础，直到今天它仍然影响着后代。这些思想家几乎同时出现，来自世界上欧亚大陆的所有文明中心，他们的思想惊人地一致。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他们都处在自己时代的文明边缘，都在思考普通人的痛苦，边缘人的挣扎，底层人在文明毁灭后的呻吟。无论是鲁笔下的孔子、伽玛刀笔下的释迦牟尼、雅典的苏格拉底，还是流离失所的以色列先知，共同的出发点和核心关怀对象都是弱势群体和普通大众。他们共同反对的是腐败、野蛮、欺骗统治者和糟糕的政府。因此，他们的思想是非常革命的，但他们自己不是革命者。他们的任务主要是讨论人、社会和国家的终极问题:人的意义是什么？政府为什么存在？什么是好的政权和好的社会？他们也追求生命的意义和超越自身生活和兴趣的人的升华。孔子谈仁，释迦牟尼谈涅槃，《旧约》谈上帝，苏格拉底和希腊哲学家谈冥想，都追求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升华和意义。同时，这些思想家都指出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黄金法则，如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圣经上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释迦牟尼说他对世界上的一切都有相互的同情。基于这一核心观点，他们描述的良性社会就是基于这样的人际关系。一个好的政权也必须以人为本，正如孔孟所说:“民为重，国为轻，君为次。”尽管这些思想家在他们的一生中并不十分成功，但他们并没有被广泛接受。苏格拉底在民主雅典被判死刑，孔子被取代，他的主张一生都没有被接受。犹太人失去了家园，在世界各地流离失所了几千年。释迦牟尼在世时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影响力。然而，他们思想中丰富的内涵和坚韧超越了他们的生活，至今仍滋养着人们的心灵。
第一轴心时代的思想反映在人类农业文明的第一次尝试中。第一次峰会后的失败几乎同时发生在东方和西方，然后进入数百年或数千年的黑暗时代。这个时代感受到的痛苦引发了轴心时代的第二波思想。在中国，佛教经过简化后，广泛进入中国，几乎成为国教。在西方，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并在整个西方迅速传播；在阿拉伯半岛的沙漠游牧民族中，出现了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这是游牧民族自己创造的唯一宗教，也是整个游牧民族自己创造的文化飞跃。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不能自己阅读。他娶了一个比他大得多的寡妇，做了些小生意。他从未取得任何杰出的成就，也没有任何非凡未来的迹象。但是当他40多岁的时候，他开始经常在梦里看到安吉尔·加布里埃尔，并给他发信息。起初，穆罕默德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他的梦。在妻子的鼓励下，他开始相信自己被上帝选为代言人和先知，于是他开始告诉别人天使在他的梦里告诉了他什么。他的话富有诗意和说服力，很快吸引了一大群信徒。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里，他组织了一支小型游牧民族，他们生活在沙漠边缘，征服了整个中东、埃及和地中海。他和他的后代创造了世界第三大宗教，并建立了穆斯林帝国。根据当今中国的说法，这是一次完全的悬挂弹簧反击。由于游牧文化开始发展较晚，在穆罕默德及其继任者的统治下，伊斯兰教对所有文化成熟的民族表现出足够的尊重、宽容和谦虚的学习态度。西方文化、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保存在穆斯林时代，并通过草原公路向东传播。印度的香料、中国的瓷器和丝绸也通过由穆斯林控制的草原高速公路形成的所谓丝绸之路建立了东西方之间的贸易界面。
第二轴心时代的焦点是灵魂的舒适，这几乎总是由宗教来呈现。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强调来世的解放、现世痛苦的安慰和灵魂的安慰。人类从低端政权进入高端政权的过程中出现了“两波轴心时代”，这为后来高端政权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在西方，高端政权以罗马帝国为最初代表，而在中国，它始于汉朝。
轴心时代思想最重要的遗产是高端政府政治体系的构建。中国的轴心时代思想直接导致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制度创新和科举制度的诞生。科举制度是整个2.0农业文明时代最伟大的制度创新，我认为它可以被称为整个人类历史上第二大制度创新。
为了迎接农业文明的挑战，任何帝国都需要和平、发展和贸易。只有贸易分工才能使农业和手工业在不同地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尤其是在农业文明的自然瓶颈和有限资源的制约下，资源的最佳配置更为重要。因此，国家越大，人口越多，地区越多样化，应对挑战的能力越强，人类政权不可避免地从低端政权向高端政权转变。然而，所有高端政权在建立后都需要解决如何有效管理它们的问题。传统的政治权力方式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血缘关系成为权力分配的最根本基础。但是血缘不能保证能力，特别是几代之后的政权的能力，所以这样的政权不能持久。管理好政权需要精英政权和任用人才，但任用人才的问题是没有办法保证忠诚和政治稳定。特别是，如果有能力的士兵掌权，他们自然会威胁到政权本身的和平。为了迎接农业文明的五大挑战，人类必须建立一个伟大的帝国，而有效管理这个庞大帝国的方法一直是一个难题，直到中国发明了基于轴心时代思想的制度创新——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以人的学习能力、知识水平和管理能力为考核依据，以公平、透明和公开的方式为所有人提供机会，不受背景或血缘关系的限制。优秀能干的人是从各行各业的人才中选拔出来的，根据考核结果分享政治权力。此外，官方意识形态通过政府考试得到统一，以确保被录取的人才对政权的忠诚。这样的选拔和考核制度可以保证选拔出来的人才具有综合能力，能够为人民服务，能够忠于政权。武官由公务员管理，以保护政治权力不受挑战。在思想上，士大夫既忠于皇权，也忠于儒家正统。不仅是为了人民，也是为了皇权，也是为了个人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养家糊口。这几乎是一种完美的制度尝试，它起源于汉代的荐贤尝试。经过数百年的实践，它在隋朝正式确立为一种制度，为中国一两千年的庞大帝国的管理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这也为中国从汉朝之后的400年战争中重新崛起提供了基础，并使东西方的命运在汉朝和罗马帝国衰落之后大相径庭。从公元500年到公元1770年，中国领先西方约1200年，科举制度的革新是中国领先的最重要原因之一。随着这一体系的建立，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行政问题，确保了一个长期和平的环境，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贸易市场，促进了技术的交流和广泛应用，发展了文化，并拥有了应对饥饿、瘟疫和外国侵略的能力，这使中国在今后一千年中几乎领先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即使在工业文明和大英帝国开始建立的时候，他们也借鉴了中国的文官制度，建立了自己的文官制度。今天，无论是美国军队还是其他政府或非政府组织采用的公务员制度都受到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
尽管科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皇权问题，但其核心缺点是选择皇帝作为最高领袖。文官制度发明的根本目的是继续帝国统治。但是皇帝必须通过血缘传承。如果皇帝的能力是优秀的，那么整个帝国的力量就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一点在文景皇帝、汉武帝、唐太宗和宋太祖的时代已经反复证明了。但是血缘关系不能保证能力，也不能保证王位不会传给无能的子女，所以不可能避免软弱的君主和坏的君主。当他们掌权时，政权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内讧和腐败。皇权的不稳定继承影响了王朝的兴衰。然而，无论一个朝代在管理细节上如何创新，它都保持了科举制度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自汉唐以来一直影响着中国的政治，至今依然如此。
轴心革命时代的另一个重要遗产是思想的多样性。在中国，百家争鸣有不同的观点。在希腊，亚里士多德关注的问题从科学到形而上学、法律、政治权力、法律到逻辑，他的演讲非常广泛和多样。意识形态多样性，尤其是理性多样性的出现，指出了另一条重要的思维轨迹。思想不仅是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和政治权力以及安慰灵魂的手段，而且自从希腊人提出“为了知识而知识”的思想以来，思想本身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目标。人类思想的进步逐渐发展了现代科学，并从那时起真正主宰了世界。这种理性思维为人类发展指出了另一个显著的方向。这篇文章是作者独立的观点，并不代表老虎嗅探网络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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