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人的前世今生：政商关系的畸变与重构-国土报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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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人的前世

费正清曾经说过:“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和各种事件必须经过的渠道比我们可以想象的要狭窄。”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中国的政治和商业关系一直走在这条“狭窄”的道路上。尽管政权更迭、制度变迁，甚至主流意识形态的重铸，其内在逻辑却如同昼夜交替，在一个固定的领域继续发挥着不可逆转的作用。

商业几乎与文明同时诞生，它在社会正常运行中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由于其强大的流动性和财富积累能力(经济实力的提升必然导致更多的政治诉求)，商人集团最终为中国古代专制王朝所无法忍受。国家土地所有制下的全民耕作可以提供稳定的税收和劳动力，这是专制王朝维持统治的必要条件。商人作为“知识分子、农民和商人”的最底层，他们及其事业很难被纳入“以农业为主”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地主农民的二元社会结构之中。尽管它们为基于社会需求的物质流通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它们并不构成维持国家机器运转和专制统治延续的第一要素。

中国商人的前世今生：政商关系的畸变与重构

因此，统治集团采取故意压制商人及其事业的态度，导致正常的商业活动被人为地划入灰色地带。在这个狭窄而可疑的灰色地带，在统一政权完全垄断社会核心资源的情况下，中国古代商人别无选择，只能拥抱政治，以寻求职业发展所需的资源和自身活动的法律依据。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古代的商业史是一部政治和商业的博弈史。在这条黑暗甚至血腥的道路上，弱者总是在探索如何与政治保持适当的距离，就像在钢索上找到平衡支点一样。从历史上第一个商人王海到晚上阳光明媚的胡雪岩，他们战战兢兢地保持着距离的尺度，但结果是悲剧不断，人们绝望了——远离了享受政治阴影带来的活动的空厅；太近了，官场的麻烦对商人来说是致命的。

中国商人的前世今生：政商关系的畸变与重构

近代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促进了中国商业社会的苏醒化。民族资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和经济力量，走上了历史舞台。然而，由于自身的实力和当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它不得不在当地军阀和外国势力之间选择寻求庇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营经济完全被国有经济所取代，曾经在中华民国短暂存在的中国企业家暂时退出。1978年后，经济建设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最终手段，被党和国家视为头等大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体系中，有两条主线贯穿始终——国有经济改革和民营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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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年来，中国在这两条战线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新时期的中国企业家诞生并迅速成长，成为中国经济乃至政治领域不可忽视的力量。与此同时，在病态趋同的社会价值观下，他们的才华和贡献得到了全社会前所未有的一致肯定——拥有各种各样光彩照人的头衔，他们总是作为精英出现在媒体和公众面前，无论他们是否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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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企业家的黄金时代吗？不是这样。近年来，从刘传志的《谈生意》，到王健林的《亲近政府，远离政治》，再到马云的《永远相爱，永远不结婚》，中国的商界领袖纷纷表达了对当前政治和商业关系的感受。最近，随着反腐败行动的深入，一个黑色的政治和商业网络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未来的担忧和“原罪”的盛行也使得“逃跑”、“转移资产”、“带着钱潜逃”和“移民”等问题频频出现在媒体和公共话题中，引发了又一场关于中国政商关系和企业家责任感的社会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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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最需要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转型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家的安全感和自我认同感在集体中一直缺失。政治和商业的关系真的是中国企业家的死结吗？

成败取决于经济

应该说，自1978年经济建设再次被放在中心位置以来，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商人群体的壮大享受到了一个相对宽松甚至鼓励的环境。从20世纪80年代的“计划商品经济”到1992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到2001年鼓励私营企业主入党的“七一讲话”，到2004年的“保护私有财产入宪”，再到2007年《物权法》的通过，从话语层面审视国家的口号和政策，可以发现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处于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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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35年里，尽管政治和经济环境有所波动，但各级政府，尤其是县级地方政府，大部分时间都在鼓励和支持地方民营经济。长期以来，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是衡量公务员职业进步的一个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指标，而民营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政府的吸引投资、税收激励和政治奖励等举措已经从沿海开放战线复制到全国各地。与此同时，大多数私营企业主将与官员的良好关系视为成功的保证，他们永远不会厌倦寻求正式和非正式的庇护或正式的政治头衔。虽然地方政府与民营经济之间的联系受到质疑，如出售国有资产或压迫劳动力，这确实加深了社会不公正，甚至在一些地方造成了动荡，但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和商业关系框架内，这种模式已经认识到企业家和政府官员需要在经济发展的共同目标下共同创业，从而推动了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的增长和财富的扩大不仅为中国各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也为新时期政治和商业关系暴露出的问题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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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的逐利现象就已经存在，最终导致了大量民营企业精英的突然退出。进入21世纪后，政治与商业之间的不和谐日益加剧。从2004年的“陕北油田事件”，到2008年4万亿刺激计划对国有资本输血的争论，再到企业家庭网络和视频对官员进行反击和举报的频繁事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积累了惊人的经济存量，如何“分蛋糕”已经成为政治和商业联盟破裂的主要诱因。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界限、产权纠纷、国家的进步和人民的后退一再折磨着体制和改革的能力。后来，当私营经济在某些地方不再是单一的甚至是最重要的财政来源时，国家支持的利益集团和私营经济的利益之间的矛盾就更加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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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在政治和商业领域之外，改革开放成果的不均衡分配导致了社会分化和阶级固化。许多社会成员将他们对现状的不满转化为对改革本身的质疑。具有“原罪”的政商关系往往受到全社会的集体批判，政商勾结下的腐败案件往往成为社会愤怒的爆发点。

尽管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腐败关系不一定是现代化转型过程的必然结果，但经过仔细考察，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积极关系。在18世纪的英国和19世纪的美国，政治和商业关系的腐败程度比前一个世纪和下一个世纪更加严重。在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之前，经济飞跃和腐败猖獗几乎是同时发生的。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意味着新阶层的出现和新利益的表达。如果没有规则来容纳和规范它，混乱、无序和残酷的竞争将很快成为常态，这将最终抵消经济发展的所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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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义政治和商业关系

早在2013年的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就警告各级领导:“公务”和“公务”的交流应该有一个适当的方式，像客人一样相互尊重，而不是相互华而不实和难以区分，应该划清公私界限。

“道”是治国之道，是治理政商关系的基础。建立一种新型的政治-商业关系应该把重点放在“技术”层面的系统设计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新的政商关系的核心理念。

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应有之义。然而，由于规则的缺失和利益的召唤，“有形之手”的力量一度迅速扩张，显示出超越计划经济时代的微弱趋势。因此，政府干预越多，市场的自我生成功能就越弱，这反过来又“证实”政府干预越多的正确性，并形成恶性循环。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权力不断扩大，寻租比例日益增加，腐败的广度和深度也在飞速发展。

中国商人的前世今生：政商关系的畸变与重构

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表明，现有的政治和商业关系已经陷入困境。其不良后果不仅在于政治作风的腐败和市场自我能量的萎缩，还在于地方政府作为“营利主体”的异化。当权力逐利成为权力的隐性正常运行机制，权力逐利被视为企业家敏锐的触角、长袖善舞的自然诠释时，就意味着一种极其难以再生的稀缺资源——政府权威资源的过度透支，这无疑是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和社会稳定发展的最关键因素之一。

中国商人的前世今生：政商关系的畸变与重构

排除官员和企业家的修养和个人道德因素，政治和商业之间的关系的本质最终应该得到澄清。彻底澄清官场和市场的界限，消除规则，是建立新型政治和商业关系的基础。李克强总理在首份《政府工作报告》中，把“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视为“政府的自我革命”，并提到“要以坚强的人断腕的决心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冲破观念和观念的束缚，冲破利益固化的障碍。”这表明国家领导层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中国商人的前世今生：政商关系的畸变与重构

扭曲的政企关系是桌面下强大的利益集团与人民之间的竞争，损害了企业的未来，甚至公共社会的整体福利；政治与商业之间新的、健康的、持久的关系是在桌面上找到政治与商业之间健康的利益集合，将长期目标置于短期利益之上，以公共利益为共同要求。法律文明与政治文明的竞争在于桌面上的公开游戏和桌面下的秘密游戏，“显性规则”和“隐性规则”的变化。中国迫切需要一种新型的政商关系，这种关系以现代法治社会为基础，以对企业各自性质和需求的认知为基础，追求良性互动、合作共赢、共同发展、造福社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防止政治和商业的反复“中国式失败”，才能创造一个良性的商业社会和一个自信的商业文明。新产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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